听说，上海车展打算不要车模了。

不要不要吧。对于看惯了车模的中国人，因此换个口味，也未尝不可。至于卫道士，却毫无窃喜的理由。因为喜欢美女的主儿，大可以在别的地方得到补偿。属于卫道士真正的胜利，是把中国的美女一网打尽，全部收监，或者，全部毁容。这，你们办得到吗？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请卫道士把硬盘里那几十G删掉先。

总之，车展少了美女，这都不叫事儿。惟一需要关注的，只剩下取消车模的程序——取消的决策，或者动议，出自谁？展览商说的我不管，参展商说的我也不管，就算是卫道士抗议出来的，我也乐观其成。但，如果是上海的政府部门说的——由政府化妆成卫道士说的，我自然也管不了，却可以给它一大哄的——是必须给的一大哄。

这么说吧——没有征求别人同意，随随便便就做了别人的主，对这种人，对这种事儿，我们虽然麻木，但依旧天然的反感。这不是宪法告诉我的，而是生理性的排斥。

比较车模的存废，上海外滩的悲剧，头七之后，也进入了尾声。而这尾声，却不应像头七的作用，只在消散悲伤的情绪，而是要像戏剧一样，引出高潮。

高潮之一，是追责。直接责任，间接责任，刑事责任，行政责任……一堆的责任，等待对号入座。这个等待，恐怕比头七要长，这是值得的。客观地讲，调查需要时间，核实需要时间，公平地对待每一个相关者，保证追责的准确度，杜绝任何的搪塞和嫁祸，这都需要时间。所以，作为外滩悲剧的尾声之一，追责必须有，但这事儿不能急。

追责的尾声未现，我们却先看到了另一个尾声。这就是上海的若干新年传统活动，都被取消了。

车模暴露，就取消车模；庙会人多，就取消庙会。无论出自谁的主意，这已经是一种典型的中国式惯性思维了。而能够肯定的是，取消庙会，显然是出自政府之命。这下面的一系列潜台词又是：出自政府的取消令，就暗含着“没有征求别人同意，随随便便就做了别人的主”的意味。同时，它也暗含着政府处置人多危险的无能，以及无能之后的懒政思维。准确说，人多和危险，是两个概念。人多，并不意味着一定导致危险。退一步说，就算人多可能导致危险，在人多和危险之间，也还有一段路程。而政府需要做的，正就是避免人多化为危险。这是政府之责。取消庙会，看似斩草除根，其实是政府在逃避应负的责任。这个责，当然也应该追。

我不清楚，但很遗憾，上海的外滩之殇，最终又变为举国对灾难的习惯性恐惧。而面对恐惧，民们又习惯性地选择“人多的地方别去”；官则习惯性地选择“取消”。官民合谋之下，我们对恐惧的态度，始终是举手投降的姿势。也因此，长期以来，我们从没有找到一条抵御风险因而战胜恐惧的道路。消磨之下，我们却丧失了群居而生赐予的天然的勇气，变成一个一个孤独的怯懦者。这样的国民性，的确值得反思。

现在，我们需要坐下来，就当做练习题，慢慢想：假如不取消庙会，我们应该做点什么？假如人多的地方还要去，我们应该做点什么？假如令人恐惧的威胁始终存在，我们应该做点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