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个别港台人，当然是有所指，但也是一种基本判断。比如杜汶泽，就属于个别人。力挺他的，也是个别人。拍摄幼童便溺的，貌似也不像我们常见的手机群拍，还是个别人。包括那些专事举牌驱赶“蝗虫”的，看来看去，也不过就是那三五十人来回跑龙套，当然也是个别人。台湾的陈升希望“陆客真的不要再来了”，这种小感叹，比起凯道上动辄几万的街头运动，你能说他不是个别人？

既是个别人，就要有针对个别人的应对办法。比如让我说，就是“臊着”他，顶多了，“呵呵”他，完了。大可不必兴师动众，全民讨伐，帮个别人搭造更大的表演舞台。也无须搬动历史，据理力争，因为情绪性的对立，与学术性的分歧，根本两码事。让个别人的事情回归个别人的影响力和波及面，直至消逝和遗忘，不至于形成历史上的一笔，这是冷处理的常规结果。

但自幼童便溺风波以来，我发现，本来个别人的事，慢慢演变为全民性的对立。个别人的意见，终至为地域群体间的代言。而如果这意见的旨意是挑拨，不得不说，我们大家都被人家玩了。至于留下的割裂的鸿沟，我很难说，那到底是个别人干的，还是我们大家一起共襄的。

这是一个教训，相当深刻。

关于割裂的言论，是另一个话题。其中教训，同样相当深刻。

一个最基本的态度，就是：应该勇于承认人群割裂。只有承认割裂，才有可能弥合割裂。没有“同胞”，也就不会有“狗”。

最后一句话，是有所指。当年北大孔教授的骂“狗”，虽然也属个别人言论，但之所以引起相当的共鸣，全在一个大家默认的前提，即我们都是“同胞”。这是一个中国人自古以来的大一统概念，从未谋面的、八杆子打不着的、明摆着存在这诸多差异性的，都得互称一奶同胞，你不认，你就是“狗”。这叫爱之深，恨之切。关键的是，这么笼统地一“同胞”，就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彼此之间客观存在的差异性，地域性，乃至动物性。而当这些属性一旦呈现时，大家顿时瞪大眼睛，倍感无辜，难以接受——你们怎么能这样？急了，就成了孔教授，要骂“狗”。

其实准确说，“狗”也并非就是骂名，也可以算作一种解释，就是对人的动物性和地域性的概括。

领地意识，是哺乳类的天性，与生俱来，属于食色领地性也，也是造成同类相残占第一位的原因。必须承认，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超越了这一动物属性，我们还是一种领地意识极其强烈的物种。这种领地意识，造就了排他性，而排他性的一般表现方式，就是歧视和割裂的言论。严重的，你当然明白，就是战争，兵戎相见。

小时候，我住的大院，小孩子们是很抱团的。如果不幸发生跟别的大院打架，则小孩子们会自然地共进退，同仇敌忾。因为我们都明白，这是我们的地盘。

当然我们也明白，到人家地头还耍横的，就属于小型的侵略。而面对侵略，就不光是我们都明白了——朋友来了有美酒，豺狼来了有猎枪。问题的关键是，你当朋友还是当豺狼，这是决定对方奉美酒还是当猎人的前提。

所以，入乡问俗，客随主便，也是一种基于地域性而来的传统美德。在任何地方，任何人若反客为主，我行我素，都会被视为一种冒失的不礼貌行为。而一旦你的行为触碰到了当地人的文化习俗，自然会激起反弹。所以，我们知道，进了牛街不能吆喝大肉，进了寺庙不能指指点点，同理，到了香港地铁不能吃零嘴，到了闹市不能随地便溺。这都属于入乡问俗。或者说，这都属于本土权利。

总的看，对于个别港台人的割裂言论所引发的风波，一方面，我们应该因此籍此正视人群割裂的客观存在，从此对这个话题不再敏感，不再讳莫如深。另一方面，我们应该还原这风波的真实影响力，切莫群情振奋，自乱阵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