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点15赶到医院，看自己名次，还不错。6点15挂号开始，6点30轮到我，一问，连7块的专家号都没了。我去年买了个表，我扭头走了。

排队的时候，有个小子低声问我：“挂什么科的？”我假装听不清，高声说：“你再说一遍。”那小子惊讶地看看我，扭头走了。另一队的一个女的，把他叫过去，貌似讨论着前一天他们商定的协议，表情是一副感恩的模样。当是时，我差点儿连她也骂进去。

回家路上，我跟我自己说：“没法杜绝票贩子的政府，不是好政府。”

现在反思那个早晨的事情，大概可以分三段儿。第一段，当然是票贩子。低水平上的医疗公平，跟高考有点儿相似——有限的医疗资源是个前提，但如果大家都在一个规则下竞用这个资源，这就是公平。我5点15来排队，你牛比你昨天晚上就来了，你就比我有资格拥有这张专家号。但这需要一个前提，就是你也是病人，或者病人亲友。票贩子就打破了这个公平。他并不需要这个号，他是把这个号转手售与他人牟利。所以，从他一开始站队，他挂号的性质就变了。归纳起来，排队挂号的有两种人，一种是有病的，一种是没病的。没病挂号的，侵犯了有病挂号的公平就医的权利。

第二段，是买号的人，比如那女的。简单说，她与票贩子实际上是同谋，他们共同侵犯着公平就医者的权利。姚明说，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放医院这儿，没有买卖就没有票贩子。所以，从根本上说，买号的人，是不值得同情的，只应受到谴责。

第三段，说的是管理者。没法杜绝票贩子的政府，不是好政府。这当然是于私的评价。人家死了人的家里还可以说，没法杜绝杀人犯的政府，不是好政府。虽然这都属于于私的评价，但这并不妨碍评价本身。就算从旁观者的角度出发，如果杀人犯得不到惩处，杀了人白杀，评价依然不是好政府。同理，即便我认可票贩子的客观存在，那么，票贩子得不到惩处，依然制造并垄断着挂号市场，那么管理者，无论是医院还是政府，就当然不是好的。事实上就是这样，尽管听说过对票贩子的打击行动，但结果就是我遭遇的情况，票贩子依然故我。我甚至可以这样说，从惩治难度和成本看，票贩子可以说是最容易打击的犯罪行为之一了。然而它依然故我，所以，无论从逻辑上推断，还是从实际效果上评判，管理者也是票贩子事实上的同谋。这不是有罪推断，而是其中的利益驱动，是最合理的动机解释。谁能告诉我，中国的挂号难，真的没有内应？

一般排队挂号不成，会很自然地想到托人。托人的行为，首先的定义，应该也是破坏就医公平。其次的定义，是中国人情社会的负效应。前几天上某帖吧，有个孩子发了条求助帖，说哥们因为打击伤人进去了，向吧友求助如何减刑，众人于是纷纷支招。此例中，求助者和回复者的惯性思维，都是一致的，即伤人者可以通过人情度过此劫。无论这是现实教育的结果，还是从娘胎里带来的道理，都说明了人情社会对法制社会的伤害。民如此想，官必然黑，官既然黑，民必如此想。鸡和蛋都不清白。

我不知道专家号的历史沿袭。但我能确定，专家号的出现，绝非是从医疗公平的角度出发，更多的是在维护医疗系统内部的某种公平。所以，从源头看，专家号的存在，客观上造成了医疗资源的进一步短缺，也是挂号倒卖市场出现的诱因。因此，取消专家号，可以成为一个议题供重新审视。虽然这对于医生的利益可能造成不公平，但对于患者来说，却是相对公平的。考虑到两者在群体数量和性质上的巨大差别，我认为，医生的的利益公平是应该让步的。事实上，通过其他方式，医生的利益公平仍然可以实现。

总之，我一个排队挂号的，尚且能够为杜绝票贩子想出一二来，作为管理者——其实卫生部就在我挂号的那家医院旁边，它们就真的无所作为吗？我不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