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强则国强”，这话总是不错的。但在梁启超看来，还须记得后面的话——“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至于再后面的话——“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我认为可以忽略不计，那是冷战思维。

今年的儿童节，不少媒体终于没有喜看“幸福成长”，暮然回首，发现我们身边还有校园性侵女童的勾当。准确说，就是在5月8日到5月27日的20天内，至少发生了8起校园性侵女童案。这于少年强、少年独立、少年自由、少年进步固然有遥望火星的感觉，但能够在孩子的节日里关注他们受践踏的权益，我认为依然是个进步。这进步的理由是，在“雄于地球”和性侵女童之间，后者才是我们身边真实的境况。至于有媒体向孩子“对不起”，我也觉得这道歉是合理和必须的。在这样的现实面前，《少年中国说》的排比句恐怕还应加上一个前提：先得少年不被辱，然后再提智、富、强……

后来，就有了“开房找我”。现在看，“开房找我”比较“对不起”，是从关注到介入的更有力的一种行为。它和警方的“严厉打击”，正是从法律和道德两个出发点做出的目标统一的行为，相得益彰，天作之合。而对于激发人们的道德感，“开房找我”又具备法律所不能起到的作用。关于道德感的起源，“开房找我”的原版其实就是一次很典型的诠释——人的道德感，总是在弱者（或他以为的弱者）面前被激发。女童是弱者，女人是另一个弱者，当一个弱者愿意为另一个更弱者承受苦难时，强者就失去了调笑的理由，而发现自己必须承担某种义务。这就是“开房找我”被放大的依据，因为很多人从中找到了自己的道德感。

不过，在自己的生活中获得道德感的机会，并不多。儿童节之后，女童恐怕也要逐渐被遗忘。眼下的大事，是高考。这不，新闻说，公安部交管局有令：为确保高考期间道路交通安全畅通，对考生、送考车辆提出紧急求助的，采取警车带路护送、警车转送等方式提供帮助。对送考车辆实行优先放行，对发现接送考生的车辆轻微交通违法行为，民警予教育提示后照顾放行。

获得道德感的机会虽然不多，但获得特权感的机会还是有的。尽管这特权对于很多人来说貌似遥不可及，但从高考的普及率看，大家也未必全都没份。警车护送、优先放行，你平时没享受过吧，告诉你吧，连“轻微违法”，还可以照顾放行呢。

对于少年们来说，这种一辈子大约只有一次的“轻微”特权，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来自成人社会的呵护，这需要少年们来回答。但作为成人社会的主张，用违法的形式给予少年实习特权的机会，这事儿办的就怎么看怎么不像为少年着想了。问题是，在既不违法又能呵护的办法上，不是死胡同而是大片的开阔地，但结果偏偏是这样。只能说，这都是一种习惯。

好了，接着续少年排比句吧——少年特权则国特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