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一百年前的2月19日，有个丹麦人出生了。

这个人与中国的关系，是他在二战时，在南京，“收容保护了1万多名中国难民和中国军队伤兵”，并“记录了关于日军南京罪行的许多案例，递交给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在1938年离开中国后，他还来到瑞士日内瓦等地放映证实南京大屠杀的影片。”

这个人，叫伯恩哈尔·阿尔普·辛德贝格。

要不是因为南京今天有纪念活动，我还不知道这个人的确切名字。现在，我把他的名字在博客里记下来，是为了以后随时可以翻检到一种感受。我感到惭愧的是，我那么容易就记住了奥斯卡·辛德勒，我甚至还记住了讲述辛德勒故事的斯皮尔博格，但我却没有记住与中国关系如此密切的伯恩哈尔·阿尔普·辛德贝格。

当然这也不能完全赖我。因为在我从小学到大学所受到的历史教育里，并没有这段故事。而等斯皮尔博格讲述了《辛德勒名单》之后好多年，中国依然没有谁能像他那样，把辛德贝格的故事讲给我听。直到《南京，南京》出现时，我发现，中国导演的价值观已经跨越式地发展到发现了日本军人的人性美，却依然没有告诉我辛德贝格的故事。

我是说，中国人错过这段感恩的历史，已经太久了。

或许还不止于上述的原因，中国人尽管知道美国人有个专门的节日，甚至还知道那天他们跟火鸡过不去，但是，我们自己并没有感恩的意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习惯了彼此要求对方感恩，并把这样的习惯，带到人群与人群、地域与地域、国家与国家的关系中。我们中的很多人喜欢以色列人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曾经保持着对中国人的感恩情结。而这种喜欢，不如看作是表扬。但即便如此亲切的示范，也不能唤起我们自己的感恩之情。

这是为什么？

现在，辛德贝格为我们提供了感恩的机会。我们是抓住它？还是任它流逝？

或许，战争能够为我们留下的唯一好处，就是让我们有机会体味那句犹太经文：“救一条命，等于救全世界。”

也因为此，我觉得，感恩于辛得贝格，比仇恨于日本人，要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