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向喜欢主持正义的《新京报》，曾经一再申明，维护乞丐的乞讨权和流浪权，是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的大事。谎言重复一千遍都能成真理，真理重复一千遍，那得成啥样？反正我觉悟之后就认为，乞讨权和流浪权如果得不到尊重，那中国说话就亡国。

所以我现在特别矛盾于一件事：是让中国亡国？还是维护中国幼童的乞讨权流浪权？这事如果难以在正义面前做出了断，那也得左轮枪剩一颗子弹——听天由命也得分出个子丑寅卯来。国家命运和乞讨娃娃都命悬一线，请《新京报》速下指示，我等也好知道明天太阳是否照常升起。

官与民，如果选择一个骂的对象，你选谁？当然是官。因为官与民，翻译过来就是强与弱。而骂强不骂弱，则是一种道德指标。我印象里，鲁迅也是到了后半辈子才敢豁出去了，把火气都撒在了中国的国民性上。

幼童乞讨的隆重出现，让悲摧的网民哀叹“安徽阜阳，你还是不是中国？”怎么能这么问呢？安徽阜阳绝对是中国，而且，安徽阜阳才是真正的中国。如果排除地域歧视，逻辑应该是这样——中国，只有中国，才是真正的中国。包括我们的国民性，永远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易子而食的祖先故事，告诉我们两个事实：一是饿极了连畜生都不如；二是连畜生都不如了，还得装B展示吃人亦有道。所以，礼仪之邦的帽子，肯定是我们自己封的，无疑，而且是用来骗自己的，也无疑。至于绑架自己的孩子或者残废掉别人的孩子去乞讨，则是对祖先传统的发扬光大。

“非一”里的葛优，曾经在北海道的小庙里没完没了地忏悔。因为忏悔的实质，是说实话。葛优运气好，他幸福了半天，而绝大多数中国人，却终生没有说实话的机会，和勇气。

幼童乞讨，算是给了中国人民一个说实话的机会——骂官与正义，原来是八杆子打不着的事；残忍和欺骗，是我们国民性里最闪光的部分；没有忏悔的对象，就抽自己几个嘴巴，承认自己是卑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