套一位青年才子的话说，我也是一位早慧的孩子。证据之一，是我小学时就把四大名著都读完了。但慧这个东西不能来得太早，来得早去得就早。读完了《红楼梦》，我就突然不喜欢读书了。但孩子的天性是需要做梦的，做梦就必须有个浪漫的温床。所以，砸了书这张温床，我马上找到了一个新替代——听故事。听比看，属于偷懒，但按现在的话说，叫降低成本，好事一桩。

七六年夏天，北京四处都是自建的地震棚。在我们那个棚户区，我从一位邻居长辈嘴里，把全本的七侠五义听完了。至今我还记得北侠欧阳春的大刀被我幻想出来的深刻印象——既然那刀是由最结实的生铁打造，刀身上肯定满是麻麻点点的，厚重而无光。

那些年头，每天一到中午12点，全北京都在听“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曹灿大爷讲述《艳阳天》的磁性声音，混合着炒菜声、吵闹声、大人打孩子声，从各家窗口飘出，汇集在筒子楼之间的半空中。我想，那个节目应该是当年收听率最高的节目了。后来，出了刘兰芳的《岳飞传》。虽然评书比较小说，讲故事的味道更浓些，但因为评书的包装形式感太强，所以倒不如高大泉们的娓娓道来生动可亲。

听小说和评书，是那个时候中国全民性的娱乐活动。其后衍生的娱乐还有，孩子们争论谁的武功最高之类。我上初中时，课堂上最喜欢干的一件事，就是画古代英雄们骑马打仗，也属于这种娱乐的延伸。

对此，日本记者比较敏感。《朝日新闻》有篇报道说：《中国大众小说重新问世》。什么叫大众小说呢？报道里举的例子是《山呼海啸》和《李自成》。前者是曲波写的，讲打鬼子的。后者的作者叫姚雪垠，他的小说，正是小说连续广播节目里曾经的经典节目。所谓“重新问世”，是指这两部小说的创作出版都曾经遭受阻力，直到70年代后期才重见天日。

“大众小说”之说，我想完全是从它的娱乐功能上说的。它不是宣教品，关注历史题材，写作风格也有改变，阶级斗争的味道比较淡，更强调故事性可读性。如果是这样，我倒觉得，那个时候的全民听小说和评书，似乎更符合这个标准。至少在我这样的受众眼里，那些即便被塑造得完全政治化的人物，也不过是我儿时做梦的素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