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人卡夫卡有变形的本事，不过他也只是把人变成虫子的本事罢了，而中国则有自己变自己的大师了。卡夫卡使别人变形是一个虚幻的梦境里的揣测和诅咒，而中国的余大师则是实实在在、有名有姓、有据可查的真实人物了。奥地利人卡夫卡玩变形的把戏只一次而已了，而我们的大师则可以象川剧里的变脸一样，来回几次地反复变。这则是一个绝活了，别人是怎么也不能学会的了。
“很长一段时间来，读者只知道作为散文家的余秋雨，这些学术著作的修订出版，使读者看到作为有着深厚学养和非凡艺术感知能力的艺术理论家。”这是从某报纸上原封不动地抄来的一句狗屁不通的话。看来看去，始终没有看懂这句话的意思，即使看懂了一点，总也只是一点而已。总归明白是句拍马屁的话了，至于表达了什么意思，则完全是云里雾里了。
闲话少扯，言归正转。真的是好久不闻余大师的名声了。当年的余大师以一本《文化苦旅》，在中国大抵也是曾经掀起过一阵颇为劲猛的旋风的，凭着一些道听途说的野史和肚子里一些半生不熟的正史，看似眼泪汪汪地，到是糊弄了大批我等文学小青年。然我们却不知道此君曾经是个大师来着，要是知道是个“有着非凡艺术感知能力的艺术理论家”的话，那么我们也许会更多些掌声的。大师当然是大师，比我们聪明。《文化苦旅》赚饱了，于是一本接一本地，什么《山居笔记》啊，什么《霜冷长河》啊，什么《千年一叹》啊，什么《行者无疆》啊，等等等等的，哗啦啦地一下子全出来了，东拼西凑，东拉西杂，总归是生出来了。就象我们乡下人穿裤子，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但是大家毕竟是不那么好糊弄的，年轻的学生们终有一天咂摸出点味道来了。在一片愤怒的挞伐声中，生意是一日不如一日，每下愈况了。这也是余大师比别人聪明的又一充分例证，知道生意不好做了，就知道马上转行。
不知是生意做不下去了，还是江郎才尽了，总归是余大师终于止住了制造“笔记”，转而搞什么劳什子文化产业了，搞起什么文化公司了，成了什么老总了。余大师披着“笔记”的余辉，很风光地到处做报告，发那“千年”才有的“一叹”：“XX年里，中国经济的发展看蛇口；XX年后，中国文化的发展看蛇口。”简直是振聋发聩啊。大师接受采访，大师当评委（并且自我感觉良好），大师跟着电视台周游世界，大有孔子当年周游列国的意思，然终究不再做什么“笔记”什么“一叹”了。这对于那些酷爱文化散文的青年来说，无疑倒是好象有一点点的损失的。但是大师不肯写了，你总不能强迫大师去写啊。所以我们的大师是在青年的视野里消失了一段时间的。
然而既然是大师，就注定不能是寂寞的；然而既然是大师，则是无法忍受寂寞的。大家给的雨露太多了，这么多的阳光雨露，一下子忽然全没了，就是一棵花草或者树木也无法适应啊，更何况是坐在“神坛”上的大师呢？难怪乎大师又一次变形了啊。
“经过两年多酝酿，‘余秋雨学术专著系列’近日终于又由上海某出版社隆重推出了”。也难怪乎这么“隆重”，且不说其“花8年时间完成，在当时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什么《艺术创造论》、《观众心理学》、《中国戏剧史》、《戏剧思想史》，光是看看名字就知道作者是多么的博古通今了，光是看题目，就知道作者的“学者”身份了。“一个人编了那么多教材，现在想来连自己都吃惊。”铁肩担道义，当时那个时代“几乎没有正式教材……，高等学校名存实亡……”，也难怪乎，“后来我凭这四本书，成为全国最年轻的教授。”
先教授，继而作家，继而老板，再而感觉到没意思了，又弄出一个“学者”的头衔来。把一些旧的备课薄、旧讲义搜罗出来，“隆重”推出，为我们当代中国乃至全世界的青年，推出这么丰盛的文化大餐，真够难为大师的了。“当代思维——国际经典——中国艺术，这三者是我学术之鼎的三角支撑。”什么有好处就变什么，什么牛比就变什么，并且大师是变什么就象什么的，这才是真正的大师。真的大师，善于直面大众的批评；真的大师，善于应对“惨淡”的人生。
据说余大师去年还推出了一个专门研究推介昆曲的书，叫做什么《笛声何处》。大师这几年著散文，搞文化，继而整出四种堪称“国际经典”的学术扛鼎之作，忙的不亦乐乎。但是为了挽救民族文化，肯定“昆曲在整个中国文化领域中崇高的地位”，“我花了十几年时间，海峡两岸，不断地用学术的论文说明……在中国文化史上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呢，又是做序言，又是“题字撰文”，这样的事情只有善于变形的大师才可以去做的。孙悟空的72变也是虚构的，川剧的变脸终究也是一门艺术，不是真家伙。若是以真假和反复变化的水平来比较的话，则卡夫卡也罢，孙悟空也罢，川剧也罢，都只能是靠边的份了，而余大师则应当是当之无愧的“同类XX中名列第一”。

注：文中带引号内容，部分参考了《南方日报》2005年10月15日16版，谨予说明并表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