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雅戈尔动物园事件的死者张某，前后死了两次：第一次死于虎口，是自然意义上的死亡；第二次死于义民的判决，确认其死亡具有社会合理性，类似“剥夺其政治权利”

什么叫“该死”？就是你应该去死，作为旁观者，乐于见到你死。“违规死了活该”，意思就是逃票这个行为与死的结果之间，价值相当，通俗点说就是份量相当；法律不是一架社会天平吗？“死得活该”，“没有什么可同情的”，就是说，在天平两端，逃票行为和死的结果是相当的，因而天平是平衡的。

如果张某逃票翻墙不是进入了虎园，而是进了猴山这样的非猛兽活动区，他不太可能死；按照“违规该死论”，他没有死于虎口狮爪，就是一件不应该的事情；为了实现正义，应该采取补救措施让张某死，才能让法律的天平恢复平衡。

但是，与社会现实中的法律实践相比较，我们不难发现，比张某逃票的行为严重得多的罪行，都没有判死刑。张某的逃票，充其量是“违法”，还不到“犯罪”的程度，而义民们就毫不犹豫的判了他的死刑。兽性执行死刑在前，人性追加死刑判决于后。

在这个事件的讨论中，义民最强调或者说唯一在乎的是“规则”，至于违规的程度，违规所造成的社会危害的轻重以及量刑尺度的大小，一律不论。这个时候，“规则”已经沦为李逵手中的板斧，李逵杀得兴起时，不论面前是官军还是无辜平民，只管排头砍去，杀个过瘾再说。说张某该死，与李逵砍杀同样过瘾，还比李逵省力。李逵要亲自上阵，有一定风险，跟在老虎后面替老虎喝彩，要安全得多。在“规则“的名义下发泄暴力、发泄兽性，比李逵更文明。

无视法律依据的“该死”，是每个人都有机会使用的；因而，每个人都有机会享受他人赠与的“该死”，今天说张某该死的义民也不例外。这样的社会还有“规则”可言吗？

对不同的行为主体，选择性地使用“规则”；对同一个特定的行为主体（如张某），则不加分析、衡量地使用“规则”，说白了，就是柿子挑软的捏，这是时下最通行的“规则”。不排除有的人可能是有意识地这样做，以固化不公平的现实；但更多的人没有意识到自己在为社会不公站台。不管有意还是无意，都揭示了一个我们所不愿意看到的真实：社会不公，是具有强大而深刻的民意基础的。这些义民，平时也不满于自己遭遇到的不公平，但此时都在努力实践规则使用的不公平；而规则的不公平，是所有不公平个案的源头。规则的不公平，本质是权力拒绝规则的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