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中午，几个朋友到一个朋友家吃饭。一个朋友问：你们喜不喜欢赵雷？没人理她。甚至没人问赵雷是谁。有几年不见了，谁管赵雷是谁啊。晚上就知道赵雷是谁了。一个歌手，一个男歌手。大概是新出道的歌手。《南方姑娘》，赵雷作词作曲，赵雷演唱。但是，赵雷只唱了头两句，就不唱了。因为从第三句开始，现场歌迷替赵雷接着唱下去了，一直到唱完，赵雷没有机会再唱一句，也许他也不想打断歌迷。最后，赵雷说，谢谢你们让我休息了一首歌。

《南方姑娘》是一首爱情歌曲，爱情歌曲大多不是合唱歌曲——不是当做合唱歌曲来写的，写出来不是让你拿去合唱的，比较“正式”的合唱是不会唱南方姑娘的。

当一件个人化的作品被较多的人同时喜欢上，这件作品里一定有一种东西，有一种打动、俘获那么多人的力量；那么多人情不自禁地参加到合唱中来，一定有某种公共性在里面。

先从积极的角度来看这首歌，即作者为了作品的成功，使用了哪些写作技巧？首先是距离感，陌生化。本山大叔说得对：距离产生美。“北方的村庄住着一个南方的姑娘”，这个南方姑娘为什么会来到北方？她来自南方哪个城市？她在这个村子里有什么熟人或亲人？她是学生还是已经毕业？什么职业？“我”一概不知，“我”只看到：“阳光里她在院子中央晾晒着衣裳，在四季的风中她散着头发安慰着时光”。对南方姑娘了解越少，“南方姑娘”的形象就越是神秘、朦胧，越是能激起想像，越发显得美；神秘、朦胧本身就是美。再一个办法是：极端化、极致化，让这份感情无望。我”陷于单恋，没有表达的机会，或是不敢表达，而姑娘今天就要离开村子回南方——这份感情注定了是无望的；明知无望而爱无法终止，爱就更其绝望、致命。感情越深，绝望越深；作品就越能打动人。当然，同时也有旋律的作用。

那么从消极的角度看呢？所谓消极的角度是：作者避免了哪些可能导致失败的做法？作者拒绝了“文以载道”，让作品不含杂质。在传统文论中，“为艺术而艺术”是不正确的，文艺作品要以作品之外的目的为目的；这个“道”就是目的。这个“道”，具体说来，一言以蔽之，就是君王的治道。当然它是经过包装的，有各种易被人接受的面目：有时是孔孟之道，有时是忠孝之道，直至节烈之道，总之是君王想要人民群众相信、接受的一切“好”的东西。

记得有一次单位里举行合唱比赛，每个部门必须参加，演唱的歌曲中，有一首歌必须选自指定曲目。而指定曲目都是最主流或主旋律作品；所谓主旋律就是被分派到作品中的“道”。这种经验也是有公共性的。

如果一首歌，大家都很喜欢，就不需要上面来指定你唱；反过来也一样；人们不喜欢，才需要指定。《南方姑娘》什么也不“载”，任何一个单位组织合唱，都不会“指定”它。演唱会上没有人来指定，歌迷就自发地一起唱了。《南方姑娘》以美为目的，作者拒绝把歌曲当做“载道”的工具，也就避免了把歌者当做“载道”的工具的可能性；以美为目的，就是以歌曲自身为目的，同时也是以歌者自身为目的；对艺术的尊重与对人的尊重获得了一致。把作品工具化，就是把歌者工具化，把人工具化，是对人的不尊重。

在艺术王国里，美才是国王，现实世界里“正确”的、“好”的东西，即社会学意义上是符合道德要求的东西，如果想在艺术作品里称王，是一种僭越，在艺术准则看来是非法的、不道德的行为。

艺术存在于现实世界，当然不能避免现实世界里的道德标准对其的评判。这个评判的标准如何掌握呢？只要其没有有害的内容，即不载负面的“道”，不赞扬不鼓励杀人放火就可以了，同时要求它在艺术形式上尽量接近完美，作者就算是做了最大的善事了。艺术如果艺术上很拙劣，一点都不能打动人，即便你把世界上最善的东西塞进作品里，也不能证明你是善的。艺术家最大的善是为世界贡献审美价值，不劳您教导人向善。同样，凭借权力要求艺术家提供道德价值的行为，并胁迫受众接受道德教化，也是不道德的。

在艺术王国里，美是最高道德。“南方姑娘”是美的形象，不是道德形象；作者回避了一切对这个南方姑娘的道德描述。不是作者（赵雷）没有道德（社会学意义上的道德）意识，他仅仅是遵循了艺术创作领域内的“道德”而已。

演唱会现场的观众齐唱，表明了众多歌迷对艺术的“道德”准则的认可。这就是本文开头所说的这次“合唱”事件的公共性。其实这在艺术表演中是十分寻常的事情，莫文慰唱《他不爱我》时，台下歌迷也是与她一起唱的。张信哲演唱时，前奏一起，很多歌迷眼里就有泪光了——没有歌词，没有社会性的内容，旋律之美就把人打动了。艺术之美，可以和社会性道德无关。只要你守住“无害”的底线就足够了。

（当然，不是所有歌迷对任何一首歌的选择都是恰当或正确的。有的歌曲，在社会学意义上的价值选择取向是问题的，也会被歌手与众多歌迷所喜爱。就在今天，一名广受喜爱的藏族女歌手演唱的《爱江山也爱美人》出现在今日头条首页，后面的跟帖很多，其中有很多是出于对歌手的声线的喜爱，也有很多是觉得歌词好，喜欢歌词所描述的情境和趣味。下一篇再展开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