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雅戈尔动物园事件发生后，人们说得最多的是“规则”二字。张某逃票、翻墙，肯定是违反规则的行为，这也是他葬身虎口的直接原因。但是，不能据此就说张某就是一个毫无规则意识的人。张某是携妻儿与另一对夫妻一起去动物园的，他给妻子和两个孩子买了票——这是遵守规则的行为。当然，他也知道妻子与孩子缺乏违反规则的能力，逃票翻墙，需要体力和胆量，非女性与儿童所擅长。在给妻子儿女买了票之后，张某自己与另一对夫妻中的丈夫一起逃票翻墙进入动物园，显然张某是明知有规则而故意违反规则。

有人指出，这一特定事件中，票价也是规则的一部分。以张某的打工收入，他给妻子儿女买了门票，已达到他的消费能力或消费心理的上限，在票价这个硬性规则面前，一个人的支付能力，就是他遵守规则的能力；也许是他自己也想看看老虎，也许是为了能够陪着妻子儿女一起看老虎，他动用了规则以外的能力，也遭到了违反规则的最严重的后果。这个过程中，很可能侥幸心理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很可能他觉得自己不一定会落入虎口。警示牌仅仅警示了一种可能，这种可能不一定必然地体现在自己身上。这是很多人在遭遇不幸结局之前都有过的心理过程。

该事件最初在网上传播时，对张某是否应该抱以同情，人们立即形成了对立，有人主张怜悯，有人则认为“活该”。人们还不了解张某的身份、逃票前的情节等具体信息，张某仅仅是一个不守规则的行为的代表者，是一个符号性的人物，这时候，“找死”、“不作不死”一类，与其说是对一个人的诅咒，不如说是对一种行为的谴责。当有关张某的更多信息被披露出来，张某由一个符号化的人物渐渐回归为一个有血有肉的“活人”，他与议论他的人们之间有了更多的交集，有了若干共同点，至少是有了可以认识、理解的因素，就多了几分恻隐之心，简单的咒骂也许不那么容易出口了？

动物园的售票窗口，只是一个消费终端，或者说是检验你的消费能力、消费心理的窗口；你来到动物园售票窗口之前，已经有更多的规则规定了你的消费能力。张某在售票窗口无疑是一个弱者，但他不是到了售票窗口才变成一个弱者的。有人说，动物园票价过高，令很多张某那样的打工者感到有压力。高或不高，很难定论，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在制订诸如票价以及比票价更重要的社会规则时，张某们既无议价能力，也得不到真正的议价机会，在利益分配面前肯定是个弱者。当他给妻子儿女买了三张门票后，即使口袋里还有买第四张门票的钱，他也掏不出来了。

穷，绝对不是逃票的理由，但确实是张某逃票的原因。当然，这两句话要倒过来说也是合理的。围绕张某之死出现的两种对立观点和情绪，再次暴露了社会的脆弱。如果拒绝在减少张某们逃票的原因方面做一些努力，这样的撕裂还会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