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新京报》讲了一位城管与一个小贩的孩子之间的故事。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执法者的困境，也看到执法对象的困境。弄清楚他们各自的困境，也许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当下的某一部分现实，并重新审视社会管理的理念和措施。

    北京丰台区27岁的城管队员赵东旭说，让他最难面对的是游商们孩子的眼睛。有一次他们要暂扣一名女商贩的三轮车，双方对峙着，旁边站着一个不到一米高的孩子，“不哭也不闹，眨着眼睛看着我们。”赵东旭说，“我生怕发生冲突，给孩子的成长留下阴影”；“我确实对孩子的眼神没有抵抗力，成人的世界有法律、有规范，在孩子面前，我希望他们看到法律中人性的那一面。”

    赵东旭心很软，或者说，他很有人文关怀。但是，不知道他如何面对这样的诘问：孩子面前不能发生执法冲突，没有孩子在场就可以发生吗？对孩子要讲“人文关怀”，对成人就可以不讲了吗？赵东旭面临的诘问，其实是城市管理无法回避的问题。

    赵东旭在网上看到过一张城管执法现场照片：一个男孩，双手抵住一辆车的尾部，眼睛瞪向镜头。这张照片很多人都看到过，那个男孩的眼神里有愤怒，甚至有仇恨。在当下的社会结构中，这种仇恨被抚慰所化解的可能性大？还是发酵、放大，转化为暴力的可能性大？赵东旭显然是考虑到后一种可能性，才不忍孩子眼神而放弃扣车的；但是，他的不忍能为他的身份所认可吗？

        “我希望他们看到法律中人性的那一面”；赵东旭的话，提出了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人性和法律。“法律中人性的那一面”，难道法律中还有非人性或反人性的那一面？抽象地说，法律就是保护人、保护人性的，是在底线水平上保护人性的手段。问题是，具体的法律法规，保护人的不同需求；具体的法律法规落实到一个特定的空间和时间，必须通过取消、压抑一部分人的需求，才能满足另一部分人的需求；也许这就是法律法规会显示非人性一面的缘故。

    城管的存在，是维护城市秩序的需要；秩序，是城市生活正常运转的需求，也是保证城市人生活质量的需求。小贩上街，是最起码的生存需求，为了满足这个需求，他们可能放弃了其他不算奢侈的需求。赵东旭说，一些小贩带着孩子上街，就是为了让城管队员不忍心扣留他们的工具或货物。带孩子上街，意味着这些孩子与幼儿园、玩具、小伙伴无缘，而这些，是一般城市孩子最基本的，也基本得到满足的需求。

     要让小贩孩子的眼神与“法律中人性的那一面”有交集，一个27岁的赵东旭不够；要让小贩孩子的眼神与“法律中人性的那一面”有交集还不够，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应该让孩子看到、享受到人性的一面。

      赵东旭眼前的这个孩子的眼神，明天会变成什么眼神，我们无从预料；但是，许多小贩孩子眼神，有一些会变成什么眼神，不难预料；换句话说，社会管理的思路和方法不变，这些孩子眼神变化的结果就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