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开始计算筷子和哨棒背后的价值区域时候，产生一个宏大的疑问：爱因斯坦不是中国人，是不是有东方人的基因？筷子这种日常所见，甚至可以到忽略存在意义的物品来说，一直被赋予传统文化的伟大维度。有一种说法是筷子使用时促进大脑皮层运动。这个问题交由基因学家或医学家、脑神经学家去研。

我所计算的是筷子和哨棒之间的关系，它们本是合体物品，分泌出忧伤的暴力因素。筷子和哨棒一样，是流氓文化的体现，筷子和哨棒都是流氓自卫的工具。我这里指的流氓不是我们现在所称的流氓，而是在脱序的群体，尤其是指示精神脱序。

     激发我对筷子重新赋值的原因是，我读到一篇红遍的鸡汤励志文，一个校长说：“吃中国饭的第一代表是使用筷子。筷子原是中国的文化，是文明的行为。我去美国，偶尔吃他们的西餐，他们一上西餐我就说：‘请给我拿筷子来。’他们问我：‘吃西餐都用刀，你为什么用筷子？’我说筷子是文明的象征，而你们的刀是野蛮标志，所以我不用。”这个校长不是大陆的，鸡汤的真实性不是我讨论的话题，甚至筷子和传统文化的关系也不是我重点关注的。我关注的是器物被赋值的过程。

      有个说法，西方人大概到16世纪、17世纪才发明了刀叉，来自日本测定，人在用筷子夹食物时，有80多个关节和50条肌肉在运动，并且与脑神经有关。因此，用筷子吃饭使人手巧，可以训练大脑使之灵活。这个说法成立的基本理论是，东方和西方人的神经运动是有区别的，也就是说，拿刀叉神经处于静止状态，拿筷子神经处于运动状态。现在人们总是和电子产品发生关系，每天在电脑键盘和手机上手指运动，到底有多少个关节和多少条肌肉在运动？如果这个理论成立，那么，爱因斯坦应该有东方人基因，或许爱因斯坦在进食时有用筷子的习惯。

         我忘记了几岁时开始熟练使用筷子进食的，但没有人任何人向我指示筷子的内部意义。我出生在农村，没有任何人给我传授过筷子道德和政治属性。使用筷子没有男女老少的差异，和文化程度也没有任何逻辑关系。当西方人来到中国，对筷子的陌生感，一下子激发了筷子不同产品意义，催生了筷子传统文化的内蕴。筷子在差异中被赋予了与使用价值完全不同的数值。

我在进食过程中，筷子夹向一块排骨，或者韭菜，不是由筷子被赋予的剩余价值决定的，即蕴含的文化意义向脑部发布形而上的指令，然后传输给胃部，胃部迅疾告之神经，再主导手的动作方向。筷子的使用方向是欲望指使的，我想吃排骨，或韭菜，筷子随即伸向那里，但筷子在不否认筷子使用价值的前提下，衍生了厚重的剩余价值，赋予筷子极其丰富的道德和政治属性。比如在我的家乡，家里有喜事，筷子会染成红色，寓意日子红红火火。农村最忌讳筷子直立在饭碗里，因为这是丧事的礼仪象征。

筷子和崇高的、昂贵的、稀有的相反，太普通、太廉价、太日常了，作为一个物品，筷子的姿态和活动方式基本被人们遗忘了。被切割打磨出来的圆润或者方棱角的痕迹鲜明，也就是筷子形状被制作出来的风格，但人们失去了对筷子审美的激情，因为筷子太日常了，日常到筷子的意义已经离开了意义躯体。筷子的意义存在不存在中，它的空无性决定了筷子难以担当一个厚重民族的诉说主体。当我在计算筷子和哨棒关系时候，发现的只是筷子的剩余价值。从理论上来讲，一件物品越是容易被忽略，那么，它的剩余价值越大。

当筷子被多次赋值，产生了利息不等的剩余价值。筷子代表东方族群的生存痕迹，祖先在素朴中进食古风没有彻底被西化，筷子属于东方特有的历史文化。这是筷子流传最广的政治叙事。在民间，同样承担道德叙事。这种剩余价值不是我所要计算的筷子所指，我在计算筷子剩余价值里被隐藏的剩余价值，即筷子的剩余价值的剩余价值。

筷子和刀叉在功能上其实没有什么区别，可能是远古西方游牧族群肉食为主，需要坚硬的刀叉来分解食物，而远古东方族群更也是肉食为主，辅助以流食。东方流食导致筷子生成，西方肉食导致刀叉生成，显然不是决定因素。都需要吃肉，为什么有人用刀叉，有人用筷子？

     筷子和刀叉都是人器官的延伸物品，筷子和刀叉潜在的功能不是为了进食，而是满足肉体欲望的武器。筷子和刀叉武器属性决定了它们的外形特征，也就是说，筷子和刀叉是冷兵器的缩小版，进食需要掩盖了武器属性。筷子和刀叉是满足肉体进食欲望的自卫本能，筷子和刀叉已经取消了攻击性所指，以缩小版武器的形式出现在日常生活中。在武器的属性中能发现东方和西方进食的差异，不是肉食和流食区别导致的，而是东方和西方对武器功能认知导致的。刀叉做工相对复杂，需要一定相对漫长的时间，有一定工艺技术；而筷子做工粗燥，制作极其便捷。

这是由东方和西方帝王对武器的敏感程度导致的，武器在东方是很敏感的，作为铁质器物，会威胁王权的存在感。战事结束，王权稳固，一般刀枪入库，禁止民间武器使用，尤其会对铁质器物进行审查。古代帝王对铁质物件的认知成为一种传统，一直流传到现在。至今还有铁质用具实名制的规定。筷子大面积流行，一直到现在，家家都有筷子，无论富贵贫穷，无论地位高下，这是和古代帝王对铁器的禁令有关。刀叉相对肉食是比较实用的，西方对铁器的限制使用没有这么严厉，所以能流传更广。

筷子具有武器属性，筷子是作为铁器替代品出现的，不过现在筷子的武器属性已经被彻底取消。刀叉和筷子无论指向肉还是蔬菜，甚至流食，都具有原始暴力倾向。所以，在武器属性上，筷子和哨棒具有同类性。

表面上来看，筷子和哨棒几乎没有精神气质的雷同性。筷子和哨棒本是同根生，作为人器官的延伸，都带有男根的象征；都是自卫的工具；在压制性文化当中，都是武器的替代品；最为隐蔽的是，筷子和哨棒是流氓分泌出的忧伤暴力。

作为武器的替代品，筷子和哨棒本身带有暴力的价值运算。我首先得界定流氓，这个流氓不是我们法律上指称的流氓，而是在早期先民在衣食寻找的劳动中，失去固定居所，四处流浪，远离自己的族群文化，在精神上无所归依。这个特质是从筷子的使用中发现的，筷子做工粗糙，极其简便，随用随扔，早期的筷子应该是流浪中普及的，因为帝王禁止铁器使用。我为什么说筷子和哨棒是流氓分泌的忧伤暴力？因为哨棒也是铁质武器的替代品，粗糙、简便，最重要的是，哨棒的杀伤力比铁质武器低很多，所以是武器禁止时代民间理想的中间自卫武器，木质武器是中庸的叙事。作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流氓，武松的哨棒打虎动作意义是多重的，作为流氓，缺乏安全感是共有心理倾向。哨棒既是男根，也是自卫武器，对王权的隐蔽抗争。同时，也在主诉自己的妥协，携带粗糙、便利的哨棒，而不是铁质武器，是对帝王政权的妥协。总而言之，筷子和哨棒都是在压制性中产生的自卫工具，它的主旨不是暴动，而是自卫。

筷子和哨棒衍生的暴力是忧伤的。后来，筷子在冷兵器时代消失后，只作为进食工具，取消了武器属性，取消了暴力倾向，取消了压制性的品质。筷子作为筷子，已经日常化了，没有了历史中的文化基因。如果非要赋予筷子剩余价值，那么，筷子剩余价值里的剩余价值就会一起被激活：即筷子的武器属性在压制性文化中被激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