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是在拷贝悲剧，组成人类的生存史。我用的是全程判断。公文、会议记录和宣传品不在其列。表达悲观是文学的本能，任何作家概莫能外。指望文学作品装的是满满的正能量，那是被政治挪用宣传品意图而已。
    海明威长期被所谓硬汉形象遮蔽了，或者说，海明威在悲观、迷茫中塑造的绝望被硬汉异化了。海明威的悲观是坚定的，因为没有一条自由想象的出路，总是以死亡终结文学的空间。
                                  海明威为什么坐不上教师爷的交椅
   “我作品中的对话，在创作过程中，我经常亲自朗读几段；耳朵是良好的检查员。每一个句子又务必表达得一清二楚，人人明白，才能写于纸上。”海明威的自述表明，虽然他在怀疑、创伤、否定一切传统价值的背景下，重现人生的黑暗，其文学叙事没有更多的巴洛克，相反，是简洁明快的。给人一种激荡之情。
    我一直厌烦给作家分流，谁是一流作家，谁是二流作家，谁是三流作家。很久以前就听到过海明威是三流作家的论调。作家和作品，只有你喜欢不喜欢，适合不适合。在不同年龄、不同背景下阅读，会有不同的对话动机。海明威简洁明了的叙事风格，给了海明威莫大的荣誉同时，也让海明威在中国文学江湖坐不上教师爷的交椅。尤其是对话，没有修饰和重色调，国内有一位著名的作家模仿海明威的对话，已经到了惟妙惟肖的地步。西方文学为中国当代文学输送了很多教师爷，读海明威的作品，读着读着，就明白了，为什么海明威很难进入教师爷的牌位中。
    海明威简洁明了的叙事风格，失去了神秘性，让中国文学写作者感到海明威没有文学那种深刻感，尽管这种文学所谓深刻感是极其虚伪的。能当上中国文学的教师爷，为中国作家供奶的文学，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形式感很重，便于模仿。不管是卡夫卡、加缪、马尔克斯还是昆德拉，尽管很多作家对古典音乐没有概念，别说热爱，听都听不下去，但不妨碍他们模仿昆德拉的复调写作，而昆德拉的复调写作是从古典音乐调式获得灵感的。海明威除了来自内部精神气质的对话风格外，延续的是传统小说叙事模式，形式感很弱。现代派小说首要的不是叙事内容，而是叙事形式。也就是说海明威没有我们后来莫名其妙的深刻维度。
    能不能当上中国文学的教师爷？理由是很功利的：即其作品是不是容易被模仿，一旦失去模仿的空间，就会被打入另册。比如定性是三流作家，或者格调不高。西方文学的厚重在中国作家中流行，不是为纯粹娱乐服务的，而是为装逼服务的。这不妨碍我激情澎湃地阅读海明威。我阅读海明威不是为了模仿，而是寻找海明威的文学空间，你可能没有机会体验战后的失落和绝望，也无法体验海明威来自精神内部的气质。海明威精神内部气质是坚定的悲观情绪，无法逃离。这就能理解海明威长期失眠，被疾病折磨。死亡对于海明威是一种解脱，不仅仅是简单的逃避。

                                 经历战争又游离战争之外的悲观
  我说海明威的对话是迷人的：短剧式，简洁、明快，没有斑斓的修辞和带有隐喻色彩的形容。我一直高调表扬短句式写作，但截至目前，在中国当代作家小说家中，只发现了任晓雯和双雪涛两个作者用短句子写作。其他都是形容、比喻加隐喻的长句子抒情。
    为了能让海明威的对话重现，我摘录《永别了，武器》一段对话：
“当然啦。”
“你对这该死的战争觉得怎么样？”
“坏透了。”
“真是坏透了，耶稣，真是坏透了。”
“你到过美国吗？”
“到过。在匹兹堡呆过。我知道你是美国人。”
“难道我的意大利语还不到家吗？”
“反正我知道你是美国人。”
“又是个美国人，”司机用意大利语说，望着那个发疝气的士兵。“听着，中尉。你非把我送回我那个团不行吗？”
“只好这么做。”
“团里的上尉级医官早知道我有疝病。我故意丢掉了那条该死的疝带，希望病状恶化一点就可以不必上前线了。”
“原来如此。”
“你没法子送我到旁的地方去吗？”
“倘若更贴近前线的话，我可以送你上急救站。但是在这儿，你非有病历卡不可。”
“我如果往回走，人家就会给我动手术，等我病好了，就会叫我经常呆在前线了。”
我考虑了一下。
“你也不想经常呆在前线吧？”他问。
“是的。”
“耶稣，难道这不是场该死的战争？”
    海明威是悲观的，而且很彻底，没有出路。
    海明威笔下人物英雄式的蓝调，遮蔽了作品中的坚定的悲观。《老人与海》的圣地亚哥和鲨鱼搏斗，在偌大的伟大孤独中塑造了一个令人惊悸的抗争：人可以失败，但不可以被击败。八十四天海上生与死的搏斗，笼罩在人和自然生死抗争的氛围中，残酷的外部环境使老人身处逆境。在人与自然关于争夺生存的抗争中，没有塑造所谓的高尚死亡仪式，老人在伤痕累累中自然死亡。没有一个我们惯常需要的精神出路。海明威作品涉性比较模糊，尤其是《老人与海》没有女人穿插作品，被中学教材当范文，劳伦斯和亨利米勒在中国就没这个待遇了。所以，《老人与海》被教育工作者当作励志的鸡汤，太荒唐了。
   “别担心，亲爱的，”凯瑟琳说。“我一点也不害怕。人生只是一场卑鄙的骗局。”《永别了，武器》悲观的情绪更是浓烈。中国几代人没有体验过战争。无法和战后创伤产生共情。但战争是无法反思出正义的，一旦反思战争，必然会出现没有出路的绝望。犹如史泰龙在电影中所说，“一觉醒来不知道身在何处。”战争永远不会在个体中运算出正义，只会在政治的计算机里有此区分。
         对话不是我们理解批判战争，而是个体在战争中大范围的迷失。海明威在《老人与海》中说：“我知道我不会死的。不会死于这次战争中。因为它与我根本就没有什么关系。照我看，这次战争对我的危险性，就好比是电影中的战争。”亨利深处战争之中，但又游离战争之外。任何个体都会在战争中遭遇这个悖论。宏大的理想主义是政治黑板报的模板。反战情绪在士兵中流行，“中尉？那个是中尉？打倒军官。”后来在逃亡途中，亨利不想看报纸，不想看战事。“我要忘掉战争。我单独媾和了。”
  战争中的死亡和我们日常散步途中踩到一粒石子的比率是一样的。在描写帕西尼死亡时，两条腿被炸烂。“还有三个，”我说。“一个死了。”死亡在客观中简洁起来，没有悲痛和恐惧的形式塑造。亨利被炸伤后，雷那蒂想给亨利申请一个银质奖章，但被亨利拒绝了。否认自己做了任何英勇的事情。“我被炸的时候，我们在吃奶酪。”亨利踩死一个蚂蚁一样枪毙了自己同行的逃兵。
   死亡在战争中真不算什么事情，记得在T.E.劳伦斯《智慧七柱》里，描写100多个尸体腐烂得和豆腐差不多，一具尸体扔下去，尸体开始在撞击下散裂。
   亨利同样面临被枪毙，他毅然选择当逃兵，和凯瑟琳逃亡瑞士。

                                       没有出路的精神绝望
    逃亡能逃离战争吗？脱离了战场，悲剧就隐遁了吗？海明威塑造了一个具有完美主义倾向的女性凯瑟琳。正是这位单纯、美丽、温柔，对亨利执著的爱情，让我发现海明威把没有出路的悲观推上了悲剧的巅峰。
   在上战场的前夕，亨利把泡妞当作一项内心逃离战争的游戏。他和凯瑟琳一见钟情，并非相亲相爱的伴侣，但亨利不想和凯瑟琳站着谈恋爱。凯瑟琳和亨利是炮友演变成动人爱情的。“我走出门，突然觉得寂寞空虚。我本来把来看凯瑟琳当做一件很随便的事，我甚至喝得有点醉了，差不多完全忘掉要来看她了，但是现在我见不到她，心里却觉得寂寞空虚。”大约从这个时候开始，亨利爱上了凯瑟琳。
   不可思议的是，亨利在两腿重伤之后，两人在米兰医院里天天卿卿我我，海明威在小说中没有详细写，他们之间是如何做爱的？导致凯瑟琳怀孕。
   两人逃亡到瑞士，但是生活并没有给他们一个出路。海明威的悲观和绝望情绪是坚定的：刚出生的儿子窒息而死，凯瑟琳难产大出血死亡。
   骗局？《永别了，武器》是海明威的战争经历，小说中亨利以美国人身份加入意大利部队参战。从某方面说，不是被强迫上战场的。是男人与生俱来的英雄情结导致他参与了盲目战事。海明威和小说中的亨利不是为了民族解放、也不是为了人类福祉宏大的目的参战。经历了战争残酷、互相猜忌和无目的死亡，海明威的反战是必然的，海明威的悲观和悲观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