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7年的西城文化惠民活动“百姓戏剧展演”中，原创话剧《面人儿》，在国家话剧院小剧场演出了两场，获得成功。此次原创剧目展演，在国话小剧场再次上演，观众反响不错。我感到很欣慰：我终于实现了当一次编剧的梦想。曾经写了若干个剧本，有发表了的，也有变成铅字收进集子里的，但是被搬到舞台上，《面人儿》是第一部。

       这个剧的上演，首先归功于西城文委。没有西城文委搭建的这个舞台，我的《面人儿》恐怕至今还是一沓子稿纸。还得感谢黄盈导演，他把文字的《面人儿》变成了舞台上的故事。更得感谢那些热爱戏剧的年轻人，他们为这个不成熟的剧作付出了心血，并且倾倒了观众、赢得了掌声。

       对于写剧本，我是外行，没上过编剧课，没读过《怎样写剧本》。我从年轻的时候就是一个业余通讯员，给报纸、电台写稿子。上学，学的是新闻；就业，做的是报纸编辑。让行家看，我的剧本一定有很多毛病、很多不合规矩的地方。之所以成功，我认为原因在于真实。

       真实，有不同的层面。有生活的真实，也有艺术的真实。而我理解的真实，是历史的真实。《面人儿》的原型，取自我采访过的一位老艺人；剧中的故事，许多取自这位艺人的真实经历。听黄盈导演说，他最初拿到《面人儿》剧本，看到剧中人在上海的住所遭遇日本炮击变得身无分文，就产生一个疑问：日本军队进攻上海是哪一年的事？找来工具书一查：1932年1月28日，日军在上海向闸北、吴淞一带的中国军队进攻，史称“一二八”事变……还真有此事！其实，不仅这段历史是真实的，主人公遭遇流氓的欺侮、眼见中国同胞被日本人拉去活埋，乃至解放后他走出国门去捏面人儿，这些故事都是真实的。多年从事新闻工作给我造成的“后遗症”就是：不善于想象、不善于虚构。

      记者和文艺工作者所做的事情是不同的，但是目标是一致的，都是要传播真善美，都是要推动社会进步，即所谓“殊途同归”吧。

      本来，记者采访了一个人物，听到了他的故事，把故事写出来发表，这件事就可以画句号了。但有些好故事、动人的故事，讲一遍就扔到一边、让它被人忘掉，实在太可惜了。好故事，是值得反复讲的。而戏剧的功能之一，就是把文字的好故事变成舞台上的好故事，让更多的人听到、看到并把它记在心里，使好故事的价值实现最大化。社会需要好故事，希望把我知道的好故事搬上舞台，这是我创作《面人儿》的初衷。

       我完全没有通过写剧本赚钱的想法。《面人儿》这个剧本，是我无偿奉献出来的。

       《面人儿》讲述的是一个民间艺人的命运遭际。大清朝倒台之后，有旗籍的人靠着每月去领钱粮、吃禄米的生活结束了，许多旗人没有了生活来源。《面人儿》里的主人公章连山就是这样一个旗人子弟。后来，他学会了捏面人儿，总算有了一个赚钱的手艺，并且娶妻生子，有了一个家。今天，面塑成为一种民间艺术，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而最初，面人儿就是一种雕虫小技，一种可以用来养家糊口的手艺。为了能挣出老婆孩子的衣食，为了能让他们过得体面，他就得不断琢磨，争取捏出的面人能让人喜欢，能卖个好价钱。北京面塑，就是这样从山东大面人儿中脱胎出来，成为一种艺术的。然而在那个年代，捏面人儿的，是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谁都可以欺负他，谁都可以瞧不起他。是新中国改变了他的命运，使他得到了做人的尊严，使他从一个街头艺人，变成了工艺美术师，并且走出了国门。这是一个多么巨大的反差！而随着新中国的诞生而彻底改变命运的，又岂止是一个捏面人儿的！这样的故事难道不应当被人记住、被人回味么！我相信，把这样真实的故事编成戏剧、搬上舞台，一定能引起观众的共鸣，一定能起到打动人、说服人、教育人的作用。

       为真实地反映生活，客观地反映社会现实，同时也完整地刻画人物性格，我的剧本里还有两场解放后的戏。剧情是：解放后，面人儿章申请营业执照遭到一位管理干部的拒绝，说他捏面人儿是糟蹋粮食。面人儿章愤而自杀，被派出所魏所长送进医院抢救。出院后魏所长给了他一笔钱，让他卖烤白薯维持生计。他捏了一个面塑作品作为礼物送给魏所长以示感谢，魏所长将面塑拿去参加展览，这才被一位中央首长发现，面人章由此改变了命运。——可能有关领导觉得这段戏不好把握，怕招来争议甚至批评，把它删掉了。于是戏的结果给观众感觉很突然，因为解放后的戏太平直，减少了一段激烈的戏剧冲突，没有了起伏，魏所长的形象也打了很大折扣。对此，我觉得是很可惜的。

      好在舞台剧不同于影视，有遗憾可以在今后的演出中弥补。好文章是改出来的；好戏是“磨”出来的。如果有机会，我愿意继续修改、打磨，使之成为精品，成为话剧舞台上的一个保留剧目。

    图片说明：  第二张是《面人儿》剧照；第三张是3月8日演出后，演出人员同观众交流。前面两人是本文作者和导演黄盈在交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