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市掀起“城管革命”几年以来，当地城管部门执法怪招频出，鲜花执法、美女执法、举牌执法、眼神执法等等，所谓的“文明执法”赚足了眼球。我对此一直持批评态度。近日，看到《中国城市报》刊载一篇武汉市洪山区城管人员的长文《破解城管文明执法之困》，我不禁心生忧虑。
        文章以大量篇幅论述了“城管之难”与“体制之弊”，如执法内容庞杂、现场易发冲突、群众有不同利益诉求、执法装备落后、人员编制不足、执法程序不切实际等。这些都属老生常谈，反映的是“城管之困”，而非“文明执法之困”，难道这些困难能够成为不文明执法的理由？
        我经常批评武汉市城管部门推出的所谓“眼神执法”、“鲜花执法”等创新手段，主要原因是夸大了功效，具有一时的宣传效果却难以持续，手段大多也属于执法前期宣传，与文明执法无关（眼神执法更涉嫌软暴力）。过于夸大这些所谓的“文明执法”宣传，会让公众误以为城管除此之外大量正常的执法行为都是暴力执法（如调查取证、扣押物品、行政处罚）。误解增多，反倒增加了城管执法的难度。作者以亲身经历的一个“疏堵结合”经典案例印证了我的看法，一个占道经营达14年的“钉子户”，最终由城管部门为其另寻摊位，花了8个月时间将其劝离原摊点。作者坦承：“从严格执法的角度进行评估，这一案例只能视为‘个案’，不具普遍性。因为笔者在后来的实际工作中体会到，这一案例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效果，让其他违法摊贩觉得可以效仿。”
        但是，作者对“文明执法”的理解值得商榷。文中称：“这几年武汉市城管执法的文明程度不断提高，但是这在一定程度也背离了严格执法要求，增加了执法难度。”“文明执法虽然缓解了城管与行政相对人的冲突，但却往往是以牺牲严格执法为代价的。”——文明执法与严格执法难道是对立关系？严格执法难道就不可能是文明执法？出现这样的逻辑不通，主要原因在于作者将“文明执法”等同于“柔性执法”，等同于只采取劝导手段而不实施强制措施和行政处罚，等同于执法中避免发生冲突。这与长期在城管系统流传的“文明就不能执法，执法就不能文明”的提法多么相似！
        作者对武汉城管实行的“三步式”执法程序也进行了反思，认为“首先是温馨提示，再次是责令整改，最后才是下违法通知书并暂扣其经营工具。但在执法实践中，‘三步式’不切实际。”主要理由是：“摊贩具有流动性、机动性等‘游击’特征，导致每一步的执法程序都难以完成……”类似“三步式”执法程序，并非武汉城管首创，各地在实践中也有反思。比如南京很早就推出“四个在先”的规定，其中有一条为“敬礼在先”。有领导接受媒体采访时笑称，小贩见到城管就跑，城管向谁敬礼呢？你看，天下城管是一家，存在的问题是一样的。但是，这些谈不上是“城管文明执法之困”，而是执法手段缺乏、执行力不足的问题，规定本身仍具有合理性。先行劝导和责令整改，恰恰也是法律法规的要求。
        城管执法难，不是难在文明执法。我常常被视为城管的批判者，但以我多年从事城管工作的观察，十几年来城管的文明执法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不管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但社会形象却降到了冰点。原因很复杂，限于篇幅，此处不再详述。该文作者认为：“群众有决然不同的诉求，导致城管在‘管’与‘不管’之间往往处于矛盾状态。城管执法的界限和尺度很难把握，尽管尽力照顾各方面的需求，但效果欠佳，稍有不慎即可能陷入‘左右不是人’的境地。”其实，多元化社会中有不同诉求和声音很正常，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和应对。每名城管在执法时都会面临三重标准：群众诉求、法律规定与领导命令。遗憾的是，现实中三者经常互相冲突，城管不是简单的执“法”，而是在情（民生）、法（法律）、权（上级）三者之间进行抉择。我的一位城管朋友总结为：我们亏在情上，输在法里，追着权跑！
        文明执法一定是依法执法、规范执法与有情执法的统一。革命尚未成功，改革仍须努力，虽然城管执法前路艰难，但，城管自身要保持清醒头脑，莫入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