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北大方面筹资一亿多元，从日本回购了2万余册的“大仓藏书”。中央文史馆馆长袁行霈对此评价称，这是100多年来，中国首次大批量回购留存海外的中国典籍。（5月4日《新京报》）
    北大回购大仓藏书，堪称功德无量。起码，这批涵盖经史子集的古籍，重新回到了中国，而且还有相当的孤本。不过，窃以为这些古籍的“回国”，其实也不必赋以 太多的爱国情绪，不过是让人多了些古籍“回家”的自然情感。因为这些古籍“出国”时，虽然是在乱世的1917年，但也不是日本武力掠夺，而是中国藏书家董 康因因为经济原因卖给日本藏书家大仓喜八郎。
    当年中国人卖给日本藏书家，现在北大图书馆从日本回购而来，是简而单之的市场行为。有一点却值得注意，大仓将这批古籍保存完好，形成“大仓藏书”。北大回 购，却面临着公众更多的期待：一是北大只能比日本大仓保护得更好；二是不能将这些中华典籍（包括包括朝鲜古籍）变成私藏禁脔，也要发挥更为广泛的公共效应 ---如给学界提供更多学术研究之便，如开放展览让普通公众一饱眼福。
    尤其前者，若北大对老祖宗流传下来的古籍还不如日本人保护得好，这种回购就是耗费巨资浪得虚名，是北大之耻也是中国之憾。抛却狭隘的文化观，在全球化视野 下，不管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的典籍文物，谁有能力更好保存就放在哪，不失为理智之举。以历史悲情和现实需要，带着发酵的爱国情绪去追讨和回购文物，有时并 不足取。
    公众相信北大的理性，也相信北大有足够的技术和能力去保存这些回购的古代典籍。令人欣慰的是，北大也开放式地将这些回购古书开放展览，今后还有影印出版和 通过网络开放电子化阅读的计划。希望北大能将这一宏大的文化工程落实到位，让更多的人一睹古籍芳容，让书香如缕，润泽学术，流远芬芳。
    治世收藏，本是文化盛事。但现实观之，无论个人还是机构，文物收藏的文化内涵却被现在或将来的市场功利所覆盖。人们评价文物的价值标准，是能拍出多少价 值。人们热衷于对天价文物的追捧，由此对文物有难以抑制的占有欲。只要文物为我所有，秘而藏之，就能藏出物以稀为贵的市场价值。正是如此，文物在异化，不 是赝品丛生，就是喧嚣浮躁的大众收藏文化，甚至鼓励盗墓文化并催生考古学的心浮气躁，使专业和科学沦为市场化的道具。
    即使是北京大学，也和凤凰出版传媒集体抢拍过“过云楼秘藏”之囧事。当然，北大胜出了，但也为舆论所争议。可见，在争抢文物的市场乱战中，北大也难以免俗。
    文物收藏市场依然很热，北大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从日本回购古籍，自然不会引发舆论的呛声，反而会赢得舆论的点赞。但北大回购资金，并非北大自筹，其中就 有公共财政的奥援。这再次验证，北京大学的国立大学属性，也确认了这批古籍非北大所私藏私有。让这批古籍发挥出应有的学术价值，释放出公共属性的文学气 息，是北大的使命与责任。
    其实，公众对于中华古籍知之甚少。北大除了有计划地向公众展出这些古籍让公众看“热闹”外，还应普及一下古籍常识。譬如什么叫线装书，什么叫抄写本和刻印本；按照刊刻时代区分，都有哪些刻本，为何宋刻本最为珍贵等等。
    据原哈佛燕京图书馆善本室主任、中山大学图书馆特聘专家沈津介绍，目前散落在国内外的中华古籍大约有5000万册左右，就收藏实力而言，国内首推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次之，海外则以哈佛燕京图书馆为最。
    让中华古籍都回到中华大地不现实。但包括北大在内的古籍收藏机构，在保护好古籍的同时，更应让古籍对接底气和民气，让古籍“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