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改委对城市群的发展目标是，下一步京津冀、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将向世界级城市群发展，另外再打造哈长、呼包鄂榆、太原、宁夏沿黄、江淮、北部湾、黔中、滇中、兰西、乌昌石等10个区域性城市群，在这10个城市群中，中西部地区占据大半名额。
    中国城镇化的比率并不低，52.57%这个数字体现了中国工业化的速度。但数量不等于质量，城乡二元化的固有矛盾不仅没有解决，户口制度的藩篱造成的城市群体的权力落差显得更为突出。2亿农民进城改变了原有的城市生态，但是他们依然是游离于城市之外的边缘群体，从城市到乡村，从乡村到城市，为了生计而奔波的人们，在慨叹失故乡的同时，却又难以挣脱原乡人的情结。每年春运的人潮滚滚，就凸显了中国社会城镇化转型期的现实困境。
    某些专业乃至精英人士，在京沪广深的谋生境遇同样不堪，他们很多被排斥在这些城市的户籍之外，成为飘荡在这些城市里的二等公民。更重要的是，虽然社保医保已经从城市到乡村开始实现全覆盖，但并未实现全国统一标准。不同区域不同户籍的公民权利有着截然不同的待遇。中小城镇的户籍制度改革虽然破局，很多地方也都打破城乡户口限制，但更多时候只是户口本的统一，并未权利内涵的公平。还有很多被卖地政绩“被市民”的农民，他们的“农转非”充满了血泪。
    表面看，中国城市的路宽了，楼高了，车多了，但环境问题和道路拥堵等许多城市病也开始蔓延。
    当下，摊大饼式的城市发展遭遇了瓶颈，宏观经济的发展开始受制于城市环境和权利生态是否公平。以新型城镇化疗治城市病固然很好，但设计容易践行难，没有新型路径的突破，不仅无法激活改革红利，反而会使中国的城市病越发沉重。发改委提出了打造十大城市群的目标，特别是通过涵养中西部区域的城市群来提升中国城镇化的质量，值得肯定。但城市群也许无法根治城市病。
    首先，中国城市病的病根在于户籍制度的滞后残存，户口制度不取消，中国城市的沉疴难除。无论是2亿农民还是白领人士，他们奔向东部发达城市是因为工作机会较多，生活条件更好。这既是中国发展的自然选择，也是公众趋利行为的抉择。尴尬的是，京沪广深这些中国最发达的城市在对待外来人口方面缺乏开放自信，利用老旧的户口制度设置权利壁垒，从而维系其城市特权。考察发达国家，不难发现，澳大利亚、韩国的一线城市积聚了全国相当比例的人口。看来，京沪广深这些一线城市的城市容量并未饱和，只是他们的治理水平不够。这些城市的户籍制度取消，才有实质意义。
    其次，中西部地区再造十个像长三角那样的城市群，更像是乌托邦。区域平衡发展只是看上去很美，全国发展水平一样是不可能的，那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平均主义。不仅中国做不到，美国各州发展也有落差。用更多的城市群缓释东部城市群的压力，也许会造成城市病由东部发达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蔓延。尤其西部地区，生态环境保护才是第一，而非以环境破坏为代价发展城市群。
    其三，城市群建设也会导致利益博弈的内讧状态，无助于城市之间的资源有效配置，而只会地方利益之争。以中部地区为例，武汉和郑州一直在争中部的中心城市，各种城市群概念层出不穷，各区域间的连横合纵也持续不断。河南有中原经济区，武汉则组中四角城市群。不管是发达的东部，欠发达的中部和不发达的西部地区，中心城市之争一直存在。在现行行政区划藩篱之下，谁是中心城市谁是副中心次中心，谁是打酱油的配角，很难平衡。群龙无首，何谈组团发展，又如何疗治城市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