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洋商报专栏，刊于11日，有删节

出让金总额达2.7万亿元，同比增幅达70.4%——国土资源部负责人7日在全国国土资源工作会议上披露的数据，揭示出2010年国内土地市场的一场“盛宴”。对此，有三个问题值得探究：土地出让金缘何能在“最严调控年”里创下新高？巨额的“卖地”进账如何使用？地方的“土地财政依赖症”是否会进一步加剧？（9日《新华网》）
   表面看去，房市失控、房价高企的始作俑者是开发商。但事实上，如果没有地方政府无节制的卖地冲动，如果没有以房市拉动政绩的决策，房市将会沿着平稳的市场轨道运行，更不会有冒顶的房价频现。自然，也就不会催化房地产投机潮，孳生房奴和带来大众蜗居的苦痛。正是由于权力和资本合力，失衡的房市以加速度的惯性发酵泡沫。在此情势下，中央出台的房市宏调政策，自然难以得到完全有效的落实。道理很简单，因为在发酵的房市泡沫里，源动力来自于权力，而且也充溢着权力渴望的利益。用左右到右手，又怎么能够下得去手？
    土地财政形象地说明了这个问题。5年7万亿土地出让金，仅过去一年就高达2.7万亿。公众就能很容易理解，在“史上最严厉房地产调控”的2010年，为什么房市宏调变成了“空调”？为什么这一年出现了那么多暴力拆迁引发的社会矛盾？因为庞大的利益链在全国发酵传导，而且权力的买地冲动是内源动力。这种冲动，不是个别城市，而是所有城市，从一线到二三线，“土地依赖症”大面积罹患流行。因此，卖地冲动，是困扰民生的时代流弊。就像不久前的《经济周刊》所报道的那样，“‘土地财政’造就了‘征地—卖地—收税收费—抵押—再征地’的模式，其中地方政府、开发商、银行成为最大的受益者。”
    当权力、资本和银行成为受益者时，宏观经济、城市市民和农村农民则成为受害者。房市泡沫，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急遽膨胀，中国房价高企已经成为举世关注的焦点。否则过去一年也不会成为史上最严厉的调控年，不会出台连番的房市宏调拳。事实如何呢？公众心知肚明，不仅房市的惯性难以遏止，而且通胀的压力袭来。中国市场环境变得极不明朗，财政金融政策调整变成当务之急。事实上，即使通胀降下来，如果房市不能回复正常轨道，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就一直存在着风险。很遗憾的是，如果说系统性的土地依赖症不能根治，哪怕是“十二道金牌”式的房市调控也会变成“空调”。
    城市居民，资本雄厚者投机房产，占有越来越多的房产，成为城市资本新贵，这导致的是收入分配的更加不公和两极分化；孱弱的中产阶级，则不惜代价成为房奴，背负着沉重的还贷负担；底层民众，则是望房兴叹，不是无房可居就是埋身于尺访蜗居之中；城市老住户和城郊居民，则时刻面临着城市化所带来的拆迁侵袭，演绎着拆与保的拉锯战，每个钉子户都有可能成为拆迁剧中的悲剧人物。就像徐绍史所言，导致“利益分配不合理”、社会矛盾激化。
    中国城市化风头正劲，被视为快速走进现代化的标志。但现代化不应该是蚕食土地大兴土木的面子工程，而是要让经济发展更为均衡、市场运行更为合理，社会资源分配更加公平的民生工程。
    很遗憾，房市泡沫凸显权力偏离了民生中道，而和资本合谋。这种功利选择，才是土地依赖症的病根所在。祛除这一病根，首先是改革中央和地方的财权事权调整，让地方有足够的财权，从而舒缓其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其次是强化权力的法治意识，依法行政，科学决策，才是正本。最根本的是，是加强公共监督的力量，让民权制约公权，让倨傲的权力真正低眉顺首，没有民本观念的权力，民生权利永远得不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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