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知情人士称5月6日下午发改委价格司召集了雅培、多美滋、惠氏、雀巢、美赞臣、澳优生产商开会，了解乳品进口、数量、价格、生产等情况。国产奶粉生产商暂时未收到约谈通知。“洋奶粉”企业联系人确认约谈，表示是“例行工作”。（5月9日《广州日报》）
在对这波羊奶粉企业进行价格约谈之前，发改委已经对日化企业、酒类厂家等下游企业进行了价格约谈，还对大型煤炭企业等上游企业进行了沟通约谈。可见，约谈已经成为发改委控制物价、遏制通胀的常态手段。
客观言，在中国法治执行和行政监管存在不力和缺位的公众认知下，公众起初对发改委的约谈并不看好，甚至有人认为这不过是走过场、形式秀。但事实是，散步涨价信息的联合利华被罚款200万元，被约谈的康师傅同时被警告不能乱涨价。结果是，联合利华表示尊重中国国情，平静地接受了处罚；康师傅也承诺不涨价。
而且，从价格约谈的洋奶粉企业的反馈看，洋奶粉企业纷纷否认涨价信息。这意味着，价格约谈并非孱弱的形式主义，而是发挥了以柔克刚的监管效应。
通胀时代，宏观经济在失衡的市场惯性牵引，造成的负面影响是成建制全系统的，国计民生、企业经营同此凉热。也正因为如此，国家有国家的难处，企业有企业的困扰，民生有民生的艰辛。当此时也，从宏观到微观，从上游到终端，大家都要有一起过苦日子的心理准备。简言之，权力、资本和公众，组成了市场利益共同体，属于利益攸关的共生共赢关系。这是发改委对企业进行价格约谈的基础。
当然，由于国计的公共性和民生的社会性，权力和民众更具有天然的博弈合力，期望企业能够有抵御通胀的耐受力和表现出应有的社会责任感。价格约谈，是好言相劝，也是谈判博弈。劝的是企业隐忍，不必跟风涨价；当然也会倾听企业的呼声，理解企业的难处。目的是达成共识，共同应对市场挑战。因此，与其说约谈是一场权力对资本的双边协商，还不如说是利益攸关方博弈的“三国演义”。
意味深长的是，在蕴含深意的约谈模式里，权力附带民意的一方，是以平等而且善意的方式释放自己的善意和诉求。企业如果强而为之，睥睨价格约谈的模式，价格约谈的“柔性诉求”就会转变为“刚性处罚”。说得难听一点，不理会价格约谈的企业是“不吃敬酒吃罚酒”---联合利华就是“拎不清”的典型。
值得一提的是，价格约谈并非以柔克刚的权力强逼或民意倒逼企业就范，而是作为市场主体的资本应该表现得“范儿”一点。无论四大日化品牌还是洋奶粉、康师傅乃至煤炭企业，他们在市场竞争中都处于主导的强势地位。因此，在通胀的市场压力下，他们的利润只是盈得少而已；即使出现了盘亏，也只是暂时的。从长期的市场趋势看，他们的利润依然客观。但是作为市场终端的消费者就不一样了，他们无奈承受着来自市场的通胀合力，难以承受着多重的生活和工作压力。政府不给他们减压，其超负荷的压力就会通过非理性的途径爆发出来，影响社会和谐和稳定。
因此，价格约谈是一种意味深长的中国式监管，充满着中庸、辩证的政治经济学的智慧。被约谈的各类洋企业深耕中国市场多年，应当晓得这种智慧的刚柔兼济性。身体力行地恪守不涨价承诺吧，这样会赢得中国市场的尊重。机会主义的阳奉阴违，遭遇的将是刚性处罚和社会谴责，导致法治和道德的双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