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下的农民工，工作强度增大，收入锐减，消费压低，还面临很多的罚款。昨日，南都传播研究院联合麻省理工学院黄亚生、中山大学政务学院郭巍青两位教授的研究团队共同发布《金融危机下的农民工收支状况》调查报告。研究于2009年7月起实施，对珠三角五市(广州、佛山、深圳、东莞和珠海)的1500余农民工进行了调查。（1月16日《南方都市报》）
    珠三角是中国最富裕的地方，单就经济总量和人均GDP看，跨过人均万美元的现代化门槛不会太久。但这个地区，也是农民工最为集中的地方，为区域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很尴尬，他们依然是这个地区的边缘人，从统计学意义上讲，他们虽是GDP、财政收入的创造者，但并非纳入“人均”的“分母”。因此，珠三角的现代化和他们无关，他们不过是在这个地方打工谋生的过客，是城市聚落里地位最卑微的弱势群体。
    经济荣景时，农民工享受不到城里人看得见摸得着的收入福利待遇和社会保障权利。经济危机下，加班多了，钱挣少了，款罚多了...农民工的生活变得更为困窘。在我看来，珠三角农民工的生活困境像一面镜子，普照出中国农民公的现实生态。每年2.2亿农民工涌入各个城市，代表着1/6的中国公民背井离乡，但却处于城市和乡村的“夹层”。这个“夹层”是中国现代化的瓶颈。
    现代化，首先是城市化。但中国的城市化是在一种极端矛盾的状态中进行的，一方面是大流通大市场的潮流滚滚而来，一方面是老旧的户口制度泾渭分明地给每个人标注上城里人和乡下人的不平等身份。前者，带来每年2.2亿人的农民工涌向城市打工；后者，决定了农民工在城市的“第三等级”地位。
    不平权的身份，相对落后的学历水平，要么成为劳动密集型打工族的一员，要么在城市里成为自主谋生的“走鬼”。不管选择哪种工作方式，因为缺乏平权保障，都决定了农民工在城市的艰难生活。
    讽刺的是，由于农民工打拼生活的选择地都是中国最富裕最发达的地区，农民工的现实生活越是艰难求生，就越对比出中国最发达地区的“落后”来，越榨出中国城市现代化的“小”来。制约中国城市现代化的这些短板要素，关键不在于经济基础的薄弱而在于上层建筑的滞后。
    首当其冲，户口制度存在一天，城乡居民的身份差别就无法消弭，城乡居民的平权待遇就是一句空话。因为不平权，农民工在城市，就业机会、岗位待遇、收入水平、居住环境、子女入学、社会保障等等都无法和城里人相比。值得一提的是，在户口制度的改革上，越是发达地区，越有抱残守缺的思维。譬如京、沪、穗等一线城市，却成为户口制度的坚守者。生活在这些城市的农民工，权利被打折而遭遇的生活困境更为彰显。
    因为制度导致的不平权，农民工在城市还成为城市管理者过度关注的对象，并遭受着城市市民的白眼和污名化。农民工面临的很多罚款，“走鬼”和城管延续多年的“博弈”，就是明证。
    不要漠视农民工在城市的窘迫，这种窘迫是中国城市现代化的短板，也是中国现代化的瓶颈。只有高楼大厦和GDP的中国城市，那只是经济上的现代化；中国城市现代化最亟需的就是通过立法和制度设计，给予所有公民以平等和自由的工作和居住选择权，让“农民工”成为历史名词。当国人自由自在地选择在中国任何一个地方生活和工作时，当国人的权利在各地没有任何落差时，这才是真正的现代化。
    现代化攸关权利，无关贫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