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思南县城为了街面清洁，近期在城内捕杀狗。12月16日，此事被一位网友发布到了网上，认为不应该为了创卫工作采取“杀狗令”，之后引起众多网友相继跟帖热议。大家议论的焦点就是：创卫工作采取“杀狗令”，为了街面卫生而以鲜血为代价是否妥当？（12月20日《贵阳晚报》）
    汉中打狗的争议刚刚平静，贵州又现全城屠狗。这事让人相当黯然，不仅为全国各地的狗儿一哭，而且是为民意被杀狗的权力蔑视而难过。搜索互联网，百度关于打狗的网页就有460万，充斥着“打狗队”打狗的“英雄事迹”和网民的愤怒。可以想见，生在中国的狗儿，命运最为多舛，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遭遇灭顶之灾。因为，无论是疫情出现，还是各地形形色色的卫生执法行动，打狗、屠狗就成为堂而皇之的行政借口。
    以思南县为例，全城屠狗就是为了“创卫”。该县创卫办负责人的解释是：“狗满街乱窜，城边村落以及城内放养的狗到处拉狗屎、狗尿，县城街道脏兮兮的。”似乎打狗理由很充分。其实不然，城市环境脏乱差，说到底和人脱不了干系：一是管理不到位，缺乏制度化常态约束下的人的行为自觉；二是市民缺乏良好的文明和卫生习惯。至于城市狗儿太多，同样是人的问题，因为狗是人养的。值得一提的是，狗多不是问题，管理不到位才是真正的问题。看看欧美各国，养狗的人岂不是更多？这些国家的城市怎么不见狗屎满地、狗儿乱跑？因为人家管理到位，有完善的防疫制度。
    咱们要说制度，同样不输老外。不能敞开放狗、养狗，必须到相关部门办理登记、挂牌，必须按期及时免疫等等。可以说，狗也是要上户口的。可是，中国的狗儿满街乱逛、随意狂吠甚至凶猛吓人，养狗人固然难辞其咎。其实，狗的管理制度只是存留于纸质文本之上，并未转化为现实的执行力，因而“狗乱”的最大责任是管理上的失察、缺位。更为讽喻的是，即使是野狗，在国外也有官方或民间设置的收留机构。我们呢？任由野狗游荡徘徊，这个责任，当然也应有管理者承担。众所周知，野狗才是传播疫情的罪魁祸首，推及到人，管理者又要付防疫不力的责任。
    综上而论，城市街头游荡的狗，狗的排泄物污染了的城市环境，难以预料的野狗传播的狂犬疫情，诸如此类的风险，说到底都是管理不到位惹得祸。不去反思自己的执行力乏力，不去强化自己的管理职能，不去落实现有的制度举措，而是迁怒于狗，实施屠狗暴力 ，其实是一种无能的懒政行为。这种懒政加上暴力，就变成了权力凶猛导演下的闹剧。
    在这起闹剧中，无辜的狗儿生命被虐杀，狗的生存权被严重歧视，和现代文明生命平等的价值观格格不入。同时，权力强逼下的“打狗不看主人”，也是对养狗者权利的一种亵渎。值得一提的是，在狗儿的哀嚎中，在养狗人的悲戚中，在众人的腹诽和呛声中，这样的暴力闹剧不仅不会给所谓的城市创卫带来些许的亮色，反而会成为另一起执政无能的反面标本。人们笃信，一个对狗的生命毫无尊重而只知荼毒的公共行为，注定不会有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当然也不会有人与自然、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理念。能够暴力屠狗的权力，同样会更加无所顾忌地滥砍滥发，破坏生态和污染环境。对人，注定也好不到哪里去。
    屠狗闹剧，借用孔子名言“苛政猛于虎也”，盖棺为“苛政”毫不为过。
本文刊于12月21日时代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