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初，两院院士新增选名单相继公布。报纸上随之便有以下统计数据披露：中国科学院新增的35名院士中，8成是高校或研究机构的现任官员；中国工程院新增的48名院士中，超过85%是现任官员；工程院60岁以下新当选的院士中，均有校长、院长、副院长、董事长等职务，仅有一人例外——台湾云林科技大学的杨永斌只有“教授”头衔，没有行政职务。（12月17日《中新网》）
    两院新增院士，有如此多的官员并不稀奇。院士变院仕，其实是中国学术生态的缩影，是中国大学和研究机构高度行政化和官僚化的必然。在大学分成若干行政等级，研究机构对应行政级别的情况下，这些学术机构的学术领头人不“官僚化”才不正常。因此，剖析院士变“院仕”，显然不能一概而论，而应具体分析。
    在“院仕”们中间，不排除却有一些学术水平达不到院士水平的滥竽充数者，他们凭借学术之外的官位，靠官场上的那一套附庸风雅，搞到一个院士的名头。但绝大多数身兼官职的学者，他们本来就是学术领域内的领军者，所任校长、院长、副院长等等行政职务实际上就是对其学术成就的承认。而且，大学里的这些行政职务，事实上主抓的还是学术业务，至于日常的行政事务，大都有专门人员去处理。正如老老北大的几位校长蔡元培、胡适、蒋梦麟等，他们虽为人文学者，但哪个不是享誉海内外的大学者？再如哈弗大学的前任校长劳伦斯·萨默斯，他是著名的经济学学者，又曾担任过克林顿政府的财政部长，还是奥巴马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还有就是，清华出身的宋永华是英国皇家工程院院士，曾被聘为英国布鲁内尔大学和副校长。可见，一流学者、院士或学或官或官学身份集于一身并无不妥。相反，那些认为学者只能呆在书斋和实验室里的观点是陈旧过时的。现实语境下，院士创业成为董事长也是可能的。
    关键是，如果说仅仅是荣誉称号的两院院士被人为异化，成为沽名钓誉和牟取仕途功利的工具，那就大成问题了。一是某些身居官位的学者可以凭借身份和资源之利更容易牟取院士称号，二是某些学术商人可以利用金钱赎买的方式获取院士之名；三是某些真正的饱学之士成为院士后可能会被所在单位“被黄袍加身”，变成校长和院长。因为这既可提升学校的影响力，还能暗升学校的行政级别。正如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顾海兵所言：“普通大学是局级单位，而院士是副部长级别。院士当校长，学校好像也相应地升了半级。”
    因此，之所以老北大和海外名校的官学不分不是问题，是因为不存在官学一体的体制。而中国的院士变“院仕”被人诟病，则是体制弊端的必然。因为学术机构的行政化，学者的身份必然尴尬，甚至会必然贪婪。因为体制所致，不仅导致了职称（如教授）、校长可以兼得，甚至可以获得两院院士的崇高荣誉。学者不是神，也是红尘世界的血肉之身，当然难以抵御这些诱惑。因为诱惑，所以不惜手段，才会有学术腐败屡屡发生。
    更重要的是，由于两院院士不是职称比职称更为崇高、不是官职却比官职更为诱人，两院院士纯粹学术荣誉的血统才变得不那么纯净。才会有社会科学的认识建议设置社会科学院士，才会有两院院士的膨胀。1994年中国工程院成立时，选聘院士96名，到2003年，达到663名。10年，工程院院士膨胀了近7倍，达到了与中科院相当的规模。目前，中国拥有1900多名两院院士。讽刺的是，随着两院院士的膨胀，中国学术腐败现象也在增多。这种强烈的对比，是不是隐喻着中国学术和两院院士的贬值？
    高校和科研单位行政化，科研人员官僚化，是体制使然。建构在这一体制上的两院院士，当然也无可避免地沾染了官僚化的积习。破除这一困局，关键是体制更新。没有了体制支撑，学者们可以大胆地担当学术机构的官员，享有院士身份也不会带来公众怀疑。还有就是，既然两院院士只是学术荣誉，就不要和待遇挂钩。没有了功利羁绊和利益诱惑，院士的学术清誉才能得以保全。还有就是，两院院士遴选程序还应更加的公开透明，接受更为广泛的学界和社会监督。

本文刊于12月18日西安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