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的街头，我们总能遇到来自各地的问路者，既有上海本地人，也有外地和外国的来客。那面对不同身份的问路者，市民的态度是否一致？昨日，早报记者第二次走上上海各繁华路段向市民“问路”。问路第二天“冰火两重天”：外援志愿者倍感亲切，“蛇皮袋游客”连续三次遭拒。（8月5日《东方早报》）
    在上海“问路”，很多外地人应有印象深刻的记忆。正如新闻源所描述的那样，不同的人“问路”享受的待遇是不一样的，甚至是“冰火两重天”。笔者曾记，大学毕业那年和同学扎堆去上海，在南京路上“问路”，上海人要么叽里呱啦一阵上海话，要么随手一指随即开路，要么根本不理你。即便是那些上了年纪的阿伯阿妈，也是如此。后来听说上海有专门靠指路生财的老年人，对此笔者丝毫觉得不奇怪。至于有人说外地人上海“问路”被上海人故意指错方向的，笔者则认为那绝不可能。因为，这不符合上海这座城市的市民文化精神。因为精明的上海人会看不起你、歧视你，但绝对不会去干损人不利已的事儿。
    上海人心气高、性格傲，将中国其他地儿的人看成是“乡下人”，这事属实。因为上海开埠早、洋化深，最早对接西方文明文化，开中国现代化先河，领国内时尚之先。作为这个城市的市场，涵养孵化的是一种睥睨他人的市民优越文化。也正因为对接西方文明早，所以对老外尤其高鼻白肤的欧美人自然高看一眼。明白了这些，上海人对老外“问路”事无巨细的热心也就可以理解；对象征乡下人的“蛇皮袋游客”轻蔑看不起也找到了答案。
    每个地域都有自己的文化特色，每个城市当然也有独特的城市气质。如许的文化和气质，并不可能是理想主义的完美无缺，而是现实主义的复杂生态体。事实上，如果仅仅对特定人士的崇媚或势利而言，那是普适的人性弱点，是糟粕文化的显性体现。譬如鲁迅因为长得羸弱就曾被英国警察视作吸毒者，譬如9.11事件后长相像中东人的印度人被美国人侧目甚至遭受老拳。而在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的鸿篇巨著中，也屡现巴黎人对操着其他地区方言的外地人的嘲弄和歧视。
    但是，如果说这种以貌取人的文化在某地拥有庸俗的顽固根基。而且被旁观者确认为某地的文化标志，这就大妙不妙了，预示着这个地方的文化瑕疵已经变成了文化酱缸，成为一种丑陋的文化特质。
    上海“问路”折射出来的市场文化属性，就有这种倾向，颇值得上海人警惕。十里洋场的繁华旧梦，那不过是上海近代化和现代化的启蒙。毋庸置疑，在上海人独沾近现代文明的自豪中，也有殖民强权挹注的屈辱，更有血战前行的风云际会。这个中国首屈一指的商业之都，也是并不乏血性刚性的英雄城市。因此，生活于大上海的上海人，视野应该拓宽，性格里不能仅仅存留灯红酒绿的洋场遗梦和崇洋的小买办小市民市侩气，遗传那些庸俗的文化和自以为是的围城气质。温柔敦厚对待外乡人，才正体现上海开放、包容、大度的城市气质。
    反向观之，上海“问路”的“冰火两重天”，恰恰从上海人的自负偏执中曝露出极度自卑的现实焦虑。据2008年3月数据，上海常住人口为1900万人，其中户籍人口1300万人，外来人口600万人。在这600万外来人口中，不仅有蓝领的打工者，也要中高端的白领、金领人士。可以说，上海的现代化和外地人的关系是随乳交融的利益攸关关系。在此语境下，上海人对外地人“问路”的不同态度，反而觉得滑稽可笑，充满自命上海人的遗老气息。
    在高楼大厦鳞次栉比的大上海，全世界都以敬佩的眼光去仰视之。但一个城市的现代气质和人文品性，靠的不是大楼而是人与人之间能否和谐相处的小事。“问路”意味着上海的现代化还有漫漫长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