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两会上引起热议的“明星代言虚假食品广告要担连带责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行政法室主任、《食品安全法》起草相关负责人李援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首次明确回应，“按照新规定，明星如果代言虚假食品广告，可能因此赔得倾家荡产。”（3月16日《北京青年报》）
    由于李援特殊而又权威的身份，人们有理由相信，“明星代言虚假食品广告要担连带责任”几乎是既成事实，而且是面临着倾家荡产的事实。如此重罚，能否激起明星们的道德自律意识呢？
    因为无法可依、无责可担，代言的明星们才会频然涉案违规代言。所以，在新法修订中，设定明星代言的责任是必要的。但是，如果说，采取的是严苛连坐的方式，让违规的明星们一下子陪得倾家荡产，也似乎不妥。这是因为，产品的公信度尤其是食品安全，是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也是市场主体以及广告商最低线的社会责任。而明星代言，不过是次生的市场推广模式，属于销售链条上的一个环节。因此，厘清主次责任，担负应有之责才是立法正义的根本。否则，如果将所有责任人不加区别的一律“连坐”，则有人治时代严刑峻法的嫌疑。
    如此重罚，还容易造成明星们对产品代言的忌惮和恐惧，甚至远离产品代言。事实上，中国市场如果少了明星代言，中国产品就少了文化蕴藉的内涵，乏了文化产品的附加值和创意意味。这样的产品销售模式是枯燥苍白的，是无法激起大众文化的共振涟漪的。当然，中国的广告产业也会因之而乏了活力。所以，现代市场是个体系系统，是经济、文化、创意和公众趣味相结合的复杂体。以过于洁癖的方式将商业和文化剥离，损害的是整个的市场系统。
    所以，对违规代言的明星予以惩罚是必要的，但要根据其是否有主观故意，行为是否恶劣来进行责罚。以美国为例，只要名人代言广告，就必须承担以下责任：一是为代言产品担保其品质真实性，二是必须确保自己是代言产品的真实使用者。违反了这两条，就要依法担责。但更重要的是，作为法治国家鼻祖的美国并不纯粹是一罚了事，而是延伸到信用制度层面，形成了戒慎恐惧和慎独自律的长效机制。
    在此机制约束下的明星们，自然不敢泛滥地代言，因为那将不仅带来法律惩罚，也导致名声扫地，更断了自己名利场的后路。所以，道德自律的种子自然会在明星的心海脑髓生根发芽，往往选择真正的名牌名品去代言。
    相反，如果只有让明星倾家荡产的重罚，而无个人信用制度的跟进。明星们往往会好了伤疤忘了疼，“倾家荡产”的损失会通过下一次的再违法代言来补偿。这绝非危言耸听，试看那些被曝光了的明星们，哪个人的个人信誉受到了影响？照样红得发紫，依然天价代言。
    故而，立法严惩只是约束明星代言的第一步，也许会暂时激发起明星们的恐惧，但绝不会激活明星们的道德自律意识。而严法的恐惧威慑只是短暂的，随时都会引起反弹和“抗药性”。当务之急，就是在设定罚则的同时涵养覆盖全社会的信用制度，让个人信用发挥长效缓释的作用，如此才能标本兼治，让明星们沿着法治和道德的轨道理性地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