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于4日时代商报

　  63岁的祝国光博士至今还记得，当初在海外顶级医学期刊上看到有关中药和西药对治疗心肌梗塞疾病具有同等疗效的学术论文时，那种难以言状的兴奋之情。时隔数月，他却惊讶地发现，那些看起来水平非同寻常的学术论文大都是编造的，而且论文的作者包括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药学院院长、著名中药药理学家李连达、浙大药学院药理实验室主任吴理茂和课题组主要成员。
     文责自负，因果相连。东窗事发之日，也是这些学术造假者声名扫地之时。这些学术造假者被口诛笔伐，承担学术责任和接受相当的惩戒都是咎由自取。但必须指出，对于近年来频发的学术造假事件，猛烈的道德批判是无济于事的，还需检讨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鞭辟出学术异化的本质，进行针对根本的疗治才能起到遏制并根绝学术造假顽疾的效果。
    中国学人之所以热衷于论文造假，关键在于论文档次和数量的功利效应是全方位的。以教育部组织的高校评估和形形色色的大学排行榜为例，高校发表的论文数量和质量都是重要的考核指标，并作为高校名气、进位的标准。这说明，体制上的偏爱带来了学术论文造假的系统风险性。这样的系统性风险导致了学术管理的松动，刺激了学人的浮躁心理，激活了学者的利益冲动。在集体功利的语境下，甚至不排除以高校为单位的集体性造假，并在整个学界产生惯性的恶质学风克隆。学术氛围若此，学风不彰也就自然而然了。
    体制如此，学者本人的学术评价也莫不如是。以高校职称评定为例，教授的业务评定条件有定性和定量之分，定性的教学效果是抽象的，难以评述；而定量的评价则主要科研及专著，主要指的是专著获奖情况和论文的档次和数量。以论文为例，必须是被《SCI》、《EI》、《ISTP》、《SSCI》、《人大复印资料》、《新华文摘》等检索的论文，此外就是在国内中文核心期刊刊发的论文。从助教到讲师，再到副教授、教授，还有硕导、博导。学者们一辈子都在围绕着各种规格的学术论文和专著转圈子，因为每个职称都和学者的社会地位、收入水平以及科研经费挂钩。所以，这个圈子已经不再是纯雅的学术象牙之塔，而是利欲蠢动的漩涡。形形色色的学术论文，就成了招引学者们的诱惑媒子。在此语境下，学术论文的异化造假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并衍生了一条灰色经济链，譬如有的核心期刊明码标价收取版面费。早在去年10份，清华大学教授李伯重先生就发出“大多数中国大学的学报都是学术垃圾的生产地”的声音。所以，学术造假、学术腐败、学术贬值，是和体制弊端、学者学品以及学术刊物的蹀躞密切相连的，是一种功利催生下的集体沉沦。
    不久前，在中科院2009年度工作会议上，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表示，中科院将逐渐调整对科研人员的评价体系，论文所占的权重将逐步淡化，主要以创新实际贡献、创新发展态势、创新质量水平为主。（见2月2日《北京科技报》）也凸显以论文为主的学术评价体系，已经不合时宜。
    想当年，和章太炎先生合成“章黄之学”的黄侃“只述不著”，没有留下专著照样成为“国学大师”。同理，1926年代，甫回国的陈寅恪没有论文照样能被聘为清华大学教授。时光流转，今日学术界衮衮诸公却为了学术论文而不惜造假，坏了一生清明。是非之间，看来不独是学者们的学品不够稳定，还有体制上的弊端和学术评价上的瑕疵所致。
    故而，涤清学术风气、遏制学术造假，除了学者们的慎独自律，还要靠体制更新。后者似乎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