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背论语:矫枉过正的人文补药
(2008-11-17 08:0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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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
本文刊于11月18日新京报
1997年,中科院院士杨叔子快从华南理工大学校长位置上退下来的时候,就开始要求博士生必须会背《老子》和《论语》前七章,不选不背不接受论文答辩。(11月16日《现代快报》)
杨院士的目的其实很单纯,就是将博士生们培养成科学和人文素养俱佳的博士生。而且,还有以此强化博士生们不忘传统经典和文化的良苦用心。不过,传统文化的涵养是个循序渐尖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背诵就能从字句升华为文化营养,提升博士生的人文情智。所以,以背诵的方式作为博士论文答辩的必修内容,其效果值得怀疑。因为强制的背诵,到头来不仅不能成为矫治博士生匮乏传统文化的人文补药,反而会造成心理上的逆反,使《论语》和《老子》异化为功利学位的工具。
《易经》说得好:“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对今人而言,应该掌握的乃是对文化传统的选择性继承和哲学反思,这是“形而上”的必要;而仅仅学习传统经典的形式和内容,如以能诵习经典作为一种指标考核或工作,那就是世俗的“形而下”。现实的中国学术体系,拿来于西方,是科学和民主的产物。尤其自然科学,有着超越文明和文化的普世属性,有着客观的规律。就此而言,成为博士和科学家,与背不背《论语》、《老子》、《圣经》和《古兰经》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以新近刚刚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华裔科学家钱永健而论,作为华裔第二代,别说背诵传统经典,他连日常汉语对话都不能,还不是照样成为一流的世界级科学家?
随着多元时代的来临,近年来国内充满着二元对立的文化思潮。一方面是有些文化学者强调中国需要人文和科学的再一次启蒙,另一方面是国学热鹊起,这股热潮一直从幼儿延烧到大学校园。这两股文化思潮,归根结底是现代和传统直面交锋时出现的全球化困扰。化解此困扰的应该是融合和兼容,而非价值观上的排斥。中国文明5000年,文化血脉并无断层,传统文化早就沉淀于现代中国人的基因里。《论语》和《老子》在现代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和生活方式里也有着集体无意识的表现。就此言,博士生背《论语》和《老子》,有画蛇添足之嫌。
杨院士这代学人,或者再上溯至鲁迅、胡适那代人。他们的启蒙时代,还带有传统私塾的影子,“四书五经”还是当时必须背诵的课程,他们的国学素养高是时代使然。可是,长江后浪推前浪,现代人没有必要照搬老学人的学业经历。他们按照现有的国民教育体系,依然能够成才。如果说老一代的教授和导师们,将自己时代的东西强加到现代学子身上,我看是不合时宜。
多元时代,最可贵的文化语境除了自由表达,还必须有怀疑精神。人们在对老院士的学术要求表达尊重的同时,也不妨对其进行合理的怀疑:会背《论语》和《老子》才能参加博士答辩,这个逻辑程式符合学术的理性精神吗?
显然不,而杨院士作出此类判断的逻辑基础是把《论语》、《老子》看成了和《圣经》、《古兰经》一样的宗教圣典了。事实却是,《论语》和《老子》只是一种文化类型和生活方式的精神核心,而后两者却是超越经验的神灵信仰。领会前两者的关键在于现实实践,而不能墨守形式地去背诵;后两者则是需要念念有词的文本祷告来表现一种神化的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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