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于6月19日中国经济时报
    老百姓捐出的善款以及政府部门划拨的救灾、重建款项究竟会不会出问题？审计署的一组数据或许能给公众信心：截止目前，共有近万名审计人员正在对18个中央级单位、240多个省级单位、370多个地市级单位、2500多个县级单位进行审计，审计覆盖了重点地区和主要环节。（6月18日《中国青年报》）
    据统计，截止到6月16日，全国共接收国内外社会各界捐赠款物总计457.32亿元。这些钱不是小数目，通过什么途径，能否将这些善款全部发到灾民手里就成为公众至为关心的问题。据北京市社情民意调查中心最近一期的调查数据显示，95％的被访者声称以各种方式援助过汶川大地震灾区，但有6成的被访者担心善款被挪用，5成的人希望能公开善款的用途。可见，公众是这笔巨额善款能否“好钢用在刀刃上”充满不信任情绪。
    在此情势下，全过程跟踪的审计监督介入，就成为化解民意担忧的最佳公共手段。因为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表明，审计是保障权力善用财力的常态化制度保障。在我国，虽然独立的审理制度符合中国国情（前审计署署长李金华语），但是全过程审计监督的效应并未充分落实到位。审计往往是以事后诸葛的补牢方式出现在公众面前，按照公众媒体的通常称呼，叫做“审计风暴”。而通过审计风暴发现问题再予以整改，审计监督的效果就难以达到最佳。在平时，由于公众缺乏公共财政意识，对“审计风暴”往往是以旁观者的姿态进行充满情感的评价。无论赞叹还是批评，公众还没有和自己的切身利益相连，即将公帑的消耗、监督者责任和基础民生权利看成是脱节的。
    而救灾款项则不同，这些钱物很多都是普通人基于朴素的道德情感从自己腰包里掏出来的。这种充满情感的慈善，使得每一个捐助者都特别关注慈善款物的流向，形成了全国民众集体合拍的监督和问责。正因为如此，公众和媒体希望审计机构全程介入救灾款物的心情比任何时候都迫切。一句话，赈灾激活了民众现实的审计意识，感觉到审计制度第一次和民生靠得那么近。因为在民众捐献出钱物之后，唯有审计监督贯穿始终，才能让公众笃信慈善款物流向的通畅和专用。对这一点，公众深信不疑，因为按照民众朴素的想法，审计就是查账，只要审计人员一查到底，慈善款物是否中途流失直接分明。这种实用而又让公众采信的技术手段，远比严苛的行政命令和高亢的道德宣教来得实在和有效。
    现在好了。万名审计人员以最广泛的审计监督覆盖重点地区和主要环节，加之直接剑指救灾善款。这就确保了就在善款在募集、归口、发放、效果诸环节方面均处于审计制度的规范之下，使的救灾善款的流动沿着公开、透明的管道运行，使公众慈善爱心、公共管理机关和灾区受惠民众间实现完美对接，确保中间不因为权力失范因素而被截留。当然，万名审计人员跟踪审计救灾善款，不仅仅旨在规范，也在于发现和曝光违规使用救灾善款的行为。如6月12日审计署公布的3起违规违法事件，一是河南安阳县工商业联合会擅自将27.11万捐赠金用于购买救灾物资，其中涉嫌以权谋私；二是中国工商银行绵阳涪城支行用“抗震救灾特别费”为本行职工买名牌运动鞋；三是一些地方用手机短信骗取赈灾募捐款。
    规范加威慑，全过程跟踪加全局性覆盖审计，使这种因为灾情而致的径行审计变得更为主动、直接和动态化，优化了审计效果，有利于及时纠偏组织和个人在救灾善款方面的不当行为。更为重要的是，这次万余审计人员的全过程跟踪审计，是基于民众的期待而进行。因而，这场审计实际上是民众审计意识直接推动的结果。
    民众审计意识的苏醒，为中国社会构建法治规则社会提供了契机。因为再好的制度，再好的法治体系，如果是由公权和精英阶层上而下的主导推广，没有公众发自内心的认同或循以行为实践，这样的制度和体系也仅仅是形成理性而不能实现实质正义。
    公众将正义和信赖的砝码押在了审计对救灾款物的全程监督监控上，这种对审计的信赖形成了一条清晰的制度途径，由赈灾慈善延展到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公民社会就是这么练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