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5日至29日，国家文物局专家组赴四川地震灾区，实地调查了文物受损情况。专家组认为，“5.12”汶川大地震对四川省文物造成了巨大破坏。(6月3日《燕赵都市报》）

据悉，著名世界文化遗产地“都江堰.青城山”、武侯祠、杜甫草堂、王建墓、三苏祠等名胜古迹全都伤痕累累……四川共有200处全国和省级重点保护文物遭到震灾破坏。重庆、甘肃、陕西各地也有大量历史遗迹受损，尤其重庆的国宝”白帝城、钓鱼城均受损严重！
    从文化的角度言，历史文物遗迹的价值在于其唯一性，一旦受损，其蕴含的人文价值即刻流失，无法复原。但是，在不可预料的天灾面前，这种人为定义的理想主义是不能成立的。由于中国历史悠久，天灾人祸频然，加之中国历史人文古迹大都为木砖结构，抗击天灾战火较弱，故而中国的历史文化遗迹往往是毁了再建建了再毁，尽管原生态的文化内涵早已流失倾颓，但后人挹注的人文属性依然具有纪念意义。譬如被誉为“中国古代五大桥梁”之一的都江堰安澜索桥建于宋前，明末就已毁于战火，重修之后在1933年又因地震被毁；为纪念李冰父子而修建的二王庙明末毁于战乱，清朝重修，民国时期又毁于大火，再次重建后又在此次地震中被毁坏。正因为如此，近日《光明日报》将这种现象论之为：“中华民族没有屈服，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也从未因此断绝。”
    所以，震灾之后的文物遗迹复建亦当成为灾后重建的重要内容之一。当然，这种文物遗迹复建的目的，既不能为了商业谋利，也不可归之于象征意义的政绩工程，而应该具有悲情意味的文化传承。所以，每一座复建的文物遗迹，都不仅仅是灾后重生，而且也应带有纪念碑的深层意涵。当有人倡议在震灾地区斥建地震纪念碑、博物馆、哭腔、塑像等形而下的纪念具象的时候，人们不妨将这些情感动议汇聚于震毁文物的复建上，让灾后重生的历史文化作为象征代表，以文化基因延续的方式镌刻这次灾难记忆，岂不更好？历史文物遗迹，更像是沧桑的历史老人，其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渗透了历史的风霜雪剑和自然的阴晴圆缺，因而对于天灾人祸有一种超然和释然。复建历史文物，就是要以文化重构的方式，展延历史文物超越时空的哲学属性，缓释灾区已经发生的苦痛，拓展灾民多维深远的文化思考，以宏观的人与自然的冲突与和谐相伴的思维去体味人生的意义。生命的消弭与延续相较于毁而建建而毁的历史文化遗迹言，不过是极其微弱的叹息。这不是对生命的轻视，而是从宏观文化的参照系上对生命的最好慰安。因为，生命相较于历史文化和自然宇宙而言，毕竟是卑微的过客和配角。
    当然，笔者也不赞同所有震毁的文物都修建如新，成为灾区复兴和旅游招财的文化道具。有的历史文化遗迹，譬如李白故居和杜甫草堂，譬如都江堰的安澜索桥等，亦可以以震后原生颓态昭示后人，以让今天和未来的人们永志记住这场震灾。作为文化的伤口或者说历史的断层，也算是今人留给后人的备忘。人性有弱点，最大的弱点就是淡忘，而淡忘是悲剧复发的引子。所以，让被地震摧残的历史文物遗迹警示后人，不单具有原汁原味的历史文化传袭意义，也激发人类灵感和创造力，破解地球秘密，解决人类在地震灾害面前无所作为的窘境。清人薛福成在其著名的《观巴黎油画记（蜡像馆）》一文中对于法国人描述自己在普法战争中的不堪中曾有这样的疑问:“余闻法人好胜，何以自绘败状，令人丧气若此？”他援引译者的言论曰：“所以昭炯戒，激众愤，图报复也。则其意深长矣。”在我看来，保留震毁历史文物遗迹的原生态同样具有“昭炯戒”的现实和未来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据考察震毁历史文化遗迹的同济大学常青教授介绍，都江堰区文物的灾后现状是:整体尚存、露椽落瓦；局部垮塌、假毁真留。这就是说，虽然有“局部垮塌”，但“整体尚存”，垮塌的主要是“假”文物，“真”文物则多数保存下来。这是不幸中之大幸，使人们忧虑的内心得到几许慰藉。（见5月30日《东方网》）
     这种“慰藉”充满了讽刺，暴露了现代人修建的文化赝品不堪一击。这意味着，对于复建震毁的历史文化遗迹，今人应该有起码的文化品质，即不能仅仅追求形上的光鲜，也要追求质的过关，和历史古建达到完美融合。否则，今人就是未来的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