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贵州遵义市茅台镇一家酒厂以“遵义会议”为白酒商标的申请已经被国家商标局受理，使用“TM”表示商标局已受理申请，但仍处于异议期　标志的“遵义会议酒”开始投放全国市场。(4月7日《中国青年报》)

　　市场经济，只要不违法，注册什么商标完全是企业自主行为。就此事件而言，企业注册“遵义会议”商标已经毫无瑕疵地完成了程序申报，且已被国家商标局受理，可谓程序正当。就实体而言，虽然商标法规定，县级以上行政区划的地名，或者公众知晓的外国地名，不得作为商标使用。但“遵义会议”商标，显然不是“遵义”，至多是在打法律的擦边球。更重要的是，公众的反对更多是从情感出发，不满注册企业独占属于公共资源的红色文化作为牟利的工具。虽然公共异议颇多，但也只是公共舆论的情绪宣泄。

　　目前唯一公开对注册企业提出异议的就是遵义会议纪念馆。但该馆也仅仅是异议而已，并没有通过诉讼维权的打算。何况，遵义会议纪念馆似乎也没有将“遵义会议”视作禁区的权利。综上，除非公权机构以行政命令迫使注册企业放弃“遵义会议”的商标，遵义会议酒走上市场似乎已成定局。但有关方面若不遵循法律程序，强制企业放弃“遵义会议”的商标，相较于注册企业对公共资源的私自占用，引发的公共负面效应更为不堪。因为权力凌法，和市场经济以及法治社会是严重不兼容的。

　　所以，“遵义会议”酒喝得喝不得就不单纯是商业事件，而包含着法治、道德、政治、市场、情感等诸多复杂的因素。遗憾的是，人们总喜欢将简单的事情复杂化，尤其喜欢将之道德化。在对公共事件的评判上，往往以是否合情、合理作为标准，而忽略了合法因素的思考。更甚者，面对某个不合法市场主体行为的出现，众说纷纭的舆论往往也形成不了法治矫正的诉讼主体，从而使得不合法的行为在公众的口水中变成侵夺公共利益的事实。这种融合集体道德的舆论力量看似强大，实则羸弱——对于弱势群体，则异化为道德暴力；对于强势的市场主体，又监督乏力。

　　“遵义会议”酒是一个活生生的市场标本，映射出公共评价的一团混沌，也带有社会转型期不同阶层思维定势的显著特点。窃以为，这并非理性意义上的多元，而是人治时代的遗存和集体偏执。倒是弄潮市场的企业主体，首先突破了情理和道德的桎梏，率先以大胆的行为方式考验公众的耐受度。在这种公共PK中，简单的是非判断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准道德和准法治的对抗，最终只能是泡沫式的娱乐事件。

　　“遵义会议”酒，喝得喝不得？最终恐怕没有答案。

    本文刊发于4月8日中国经济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