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4日深圳商报/12月8日香港文汇报
    林少华因为翻译过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树的30多部作品而蜚声中国翻译界。可是，日本东京大学中文部教授藤井省三却认为林少华翻译的《挪威的森林》过于“语体化”，不符合村上原著的“口语化”，讥讽林译本“浓妆艳抹”。近日，林少华在《中华读书报》撰文反驳藤井省三对自己译文的批评。认为将意境翻译出来才是更大的忠实。中日学人的针锋相对，无外乎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中日文化文字的和而不同所致。中日文化的源流属性毋庸复言，日本另一知名学者加藤周一在其新著《21世纪与中国文化》的序言中就明确指出，日本文化是以中国文化为中心的周边文化之一。然而中日语系不同，汉语属于汉藏语系，日本属于通古斯语系。所以，虽然日本文化和内核上和中国文化有着脉动相通的属性，可是表现在文学作品上的语言句段风格，中日文学作品就有着严格的疏离。汉语言文学可简略可繁复，在文学体裁上可以诗词歌赋散文并举。而日本文学史严格意义上讲肇始于汉字和中国典籍的传入，在一度“汉风化”之后完成了以日本文字（平假名、片假名）为主体的“日本化”，产生了韵文的连歌、俳句，散文的战记物语、说话文学、五山文学，以及浮世草子等大众读本，还有戏剧领域的能乐、狂言、净琉璃、歌舞伎等颇具民族特色的文学形态。由于日本文字的拼音属性和民间联系紧密的特点，日本文学在文字表述上远不如中国文学那么繁复雅致和具有精英属性，而更濡染了平民化和简洁明快的特色。以日本俳句为例，这种有趣的日本古典短诗，由17字音组成。虽然较多地采取象征和比喻手法，但崇尚简洁、含蓄、精练。因此，日本人从事业务创作的人很多。反观中国古诗词，由于其严格的格律限制和太多的典故铺陈，因此现代人很难掌握。
    明晰了中日文化和而不同以及中日文学不同的特色之后，就会明白藤井省三教授为何指责林少华“浓妆艳抹”了。毕竟，林少华承继的是中国文学的传统，讲求的是用华丽的语言描绘出文学作品的意境，而村上作品则传习了日本文学的简洁明快和口语化的传统。两种文化和文学的碰撞导致认识不一，是最正常不过的了。
    二是中日文学在全球化和现代化开放化程序上有先后。日本文学和西方文学接轨紧密，处于前现代的流变中，中国文学完全开放式地和全球化接轨乃是近20年才有的事，因而属于后现代的流变。这种时间上的落差使得中日两国学人对文学的解读也存在着思维意识上的差别。尤其在文学从经典到快餐装换的现代快节奏语境下，前现代的市场国家日本对文学语言务求简洁明快，这是文学作品畅销和适应社会发展的社会情势所决定的。也正因为如此，和日本社会节奏相若的港台译本才会被藤井省三所推崇为“良质”和“几近完美”，反而大陆的林译本却显得“审美忠实”而浓妆艳抹了。所以，中日文学全球化和市场化程度的不同也是造成中日学人文化对垒的另一原因。
    最重要的是中日翻译理论的巨大差异。中国翻译界向来追求“信”、“达”、“雅”，信即追求原作精神，达即表达通顺，也是追求文本漂亮。可是，由于中国文字的特异性，中国最早的翻译传统追求的是文化意境上的再创造，譬如老一辈的翻译家林琴南在不懂外语的情况下亦可在听别人口译的基础上翻译了莎士比亚戏剧。一般认为，傅雷译巴尔扎克《人间喜剧》堪称中国翻译界信、达、雅典范，但也存在着重视中国人阅读习惯和审美趣味的“达”和“雅”。而日本翻译理论则强调用最少的词汇和句段追求表达通顺，即推崇“信”和“达”。也正是由于日本翻译界追求准确和简洁的翻译风格，日本翻译界给汉字圈留下了通用的现代科学名词---如“科学”、“民主”、“哲学”、“物理”、 “教育”、“社会”、“先进”、“文化”、“代表”、“干部”等。据语言学家统计，现代汉语中的科学名词70％来自日本，这些词汇一旦从我们的记忆中枢消除，现代中国人将会“失语”。可见，日本翻译理论侧重“信”和“达”也对汉字文化圈的现代化做出了卓越贡献。
    综上，中日同属汉字文化圈，无论是语言、文化抑或文学上都是互补和相辅相成的关系。从双方学人在译作上的争论看，更是一体两面，不可截然而分，亦不可争个优劣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