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稿，勿载
    意大利高音歌王帕瓦罗蒂去世，寰球哀痛。无论政界，歌剧界还是普罗民间，均不吝将“伟大”奉于这位外形肥胖的男人身上。这是帕瓦罗蒂用歌声赢来的死后哀荣，当其所也。帕瓦罗蒂曾三次来华演出，还收了戴玉强、幺红等中国弟子。但对大多数国人而言，老帕歌曲，如《我的太阳》、《重归苏莲托》、《今夜无人入眠》等，又有几多知音？除了少数专业人士，更多媒体和公众对老帕的纪念恐怕是人云亦云，难免“皇帝新装”心态之嫌。
    这其实是对逝者的最大不敬。音乐最求知音，渴慕高山流水，老帕歌剧，最渴求的也是听众观众对其歌声的心灵感应。若我辈不懂歌剧，最好还是缄默为妙。老帕天堂有知，并不会怨恨中国人的淡漠反而会欣慰我们的诚实。反之，就像我们的大众媒体，集体上阵开设纪念专版，大肆渲染老帕在歌界的王者至尊和无人企及，看似对老帕尊崇无比，实际上是一种人云亦云的“谀墓”行为，并非出于对老帕的真挚忆念。不信，随便访问这些报纸，有几个听过老帕的歌剧，有几个明白这些歌剧的内涵。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大众媒体对老帕的过度纪念，也让大多数国人懵懂无措，因为普罗大众关心的并非帕瓦罗蒂，乃是符合国人欣赏趣味的大众娱乐和基础民生。还有就是，帕瓦罗蒂的歌王地位固然举世公认，但老帕似乎也不喜欢这种远离人间的“高处不胜寒”，他更有鲜活的人性----他是一个普通的面包师的儿子，儿时希望成为一名足球队员。更让人惊诧的是他不懂乐谱，时刻不忘美食。若果我们的媒体刻意强调他歌剧事业的崇高而忽略了这些，我们等于是在用自己惯常的模式制造一个让人顶礼膜拜的图腾，而且是一个我们一点都不了解的图腾。反观欧人，除了对老帕历史地位的评价，还有熟悉老帕的歌唱家们更多人性化的回忆，如爱尔兰U2乐队主唱波诺就说他是“奶油水果蛋白饼”，男高音歌唱家卡雷拉斯称老帕则称老帕“他是个了不起的人，一个魅力十足的人。还是玩扑克牌的好手。”
    笔者甘愿做那个“皇帝新装”中的诚实天真男孩。不同的是，我击碎的不是有关老帕评价的谎话，而是国人不懂装懂的学舌废话。在中国，西洋歌剧往往被人赋以“高雅”的名头，而这种“高雅”一方面在华曲高和寡，另一方面又以动辄千元万元的票价偶尔在京沪等大都市的剧场里招摇着自己的身份。捧场者除了极少数专业人士，大多数是附庸风雅的新富者。高雅精英化，艺术铜臭化几成西洋歌剧在华难逃的怪圈。媒体热衷歌剧报道，其实也是一种精英诉求和虚荣心理的表现。
    事实上，西洋歌剧源于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意大利，是随着文艺复兴时期音乐文化的世俗化而应运产生的。意大利歌剧在法国最先得到改造，并逐渐从“民间世俗”成为上流社会钟爱的“精英高雅”。这从巴尔扎克庞大的《人间喜剧》中可以一窥西方歌剧演员、剧作者和上层社会发生的一幕幕社会风俗史。西方歌剧和中国京剧看来有着相同的历史沿革，京剧最初也是民间艺术，从1790年徽班进京才实现了其宫廷贵族化的改造。至于西方歌剧进入中国而中国京剧唯在华人圈传承的问题，不过是近代西方文化成为全球强势主流的结果。
    西洋歌剧和中国京剧在全球化时代还面临着被全球化的各类流行音乐集体围剿的困扰。她们的“高雅”不过是孤傲自守的安慰而已。
    在此逻辑下，对老帕之死的评价就有了一个客观的参照系----不妨和京剧名伶梅兰芳相提并论。梅兰芳逝世，西方媒体对梅先生也做出了很高的评价，但也仅仅止于此。毕竟，中国的京剧艺术在西方社会是陌生的。同理，西洋歌剧尽管在华有专业团体支撑，但这种艺术形式依然难说有群众基础，故国人对帕瓦罗蒂的关注显然太多了。
    笔者绝非对老帕有丝毫的不敬，只是觉得中国媒体或精英人士应该体恤公众的审美趣味而不可僭越大众视野，否则不仅自己会陷入人云亦云的虚荣，公众也无法消化此类信息。毕竟，文化艺术还存在着特异的属性。
    就让老帕悄然安息吧，笃信上帝的老帕天堂依然可以引吭“太阳”，人间歌剧的天籁之音也会袅然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