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城市住房工作会议24日至25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住房问题是重要的民生问题。要积极采取措施，加强廉租住房制度建设，解决好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继续调整住房结构，稳定住房价格，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
    房价高企时代，广厦千万间是有钱人的投资游戏也隐隐散射出房奴们发财迷梦难以企及的幽幽呻吟。尤为甚者，是广大低收入阶层无房可居，心情郁闷和导致社会阶层和谐关系错位的催化剂。在国家持续性的连年出台宏观政策抑制房价的同时，公共视野同时瞄向低收入阶层草根民众，给予低收入者以廉租房和经适房，可谓是公共政策多维的民生关怀。如果说政策性平抑房价属于刚性的“堵”，引入廉租房制度则是柔性之“疏”。公共政策的刚柔兼剂和堵疏结合，凸显公共政策决策机制已经掌握了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渡过了权力和市场间的磨合期，使得权力、市场和权利达到了有机的平衡，是契合民生的公共善举。这是政府推广廉租房制度的“一喜”。
    杜甫言：“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折射一个基本的民生道理---民生为天，安居才能乐业，而“天下寒士”居者有其房才是真正的安居乐业。在市场经济语境下的公民社会，低收入者享有住房权利更是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所以，在中国社会阶层分化严重，收入差距日渐分野的情势下，民生期盼廉租房时代的来临，政府也有责任顺应民生之吁。更重要的是，在中国国力持续攀升，财政收入已达3万亿元的现实下，国家也有能力将公共财政惠及民生福祉，实现强国富民的宏愿。
    中国的低收入阶层层际清晰：一是在职的低收入职工；二是动态或结构性失业者；三是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按照“短板原理”，这部分人群的生活质量高低直接影响着中国社会奔小康的速率。而根据中央推进廉租房制度建设的规划，到2010年，全国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都要纳入保障范围。这不仅仅是个纸上谈兵的宏愿，而且还有具体的政策设计和技术性的安居措施：如在城市新开工住房建设中，套型在90平方米以下的住房面积必须达到70%以上，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用地供应量不得低于70%。这意味着，在独占市场鳌头的纯资本逐利的商品房市场坐标系中，取向基础民生的公共廉租房制度将成为活跃的因素，使喧嚣和充满泡沫的房市沉淀下来，使低收入阶层也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人和受益者。因此，廉租房制度的推进既体现了公共管理的执行力，也彰显了公共治理平衡市场和民生的公正裁判者角色。关注低收入民众福祉是“二喜”。
    长期以来，政府平抑房价的“猛药”往往遭致来自房产资本、资本代言人以市场名义进行的有意或无意的抵制。在理想主义的市场万能者看来，政府似乎无所作为，底层民生也只能在市场汹涌的波涛中颠沛流离。这就造成了有产者炒房获利后的窃笑，被误导介入房市的部分有产者的房奴之哀，低收入阶层唯有牢骚满腹。其实，就是市场经济的理论鼻祖亚当.斯密也不迷信市场的力量，在其名著《道德情操论》中明确指出：“市政官员不仅被授予通过制止不义行为以保持社会安定的权力，而且被授予通过树立良好的纪律和阻止各种不道德、不合适的行为以促进国家繁荣昌盛的权力。”在中国房地产资本利用市场侵夺并不富裕的公民财产时，当很多人面对虚高的广厦而居无定所时，权力不出手才是最大的错误。政府增强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是“三喜”。
    不过，民生在笃信廉租房制度的善举同时，也对这项公共政策有些许隐忧：一是好的政策设计能否被各层级的执行者落实到位，如果好的政策被变形的对策所绑架，民生期望就会畸变为失望，导致权力失信于权利；二是如何使得房地产商从单纯的经济逐利人向自觉的社会责任人转变也是一个问题。毕竟，他们才是廉租房制度的具体承担者；三是如何避免炒房者鸠占鹊巢，占用侵夺廉租房和经适房，使低收入阶层无法享受廉租房的待遇；四是如何保障廉租房的质量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