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9日，深圳商报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童明康表示，包括“三江并流”，中国已有六处世遗被亮“黄牌”，主要表现为三种：首先，一些地方缺乏经验，保护需要和世界接轨。比如，丽江古城盲目地将原住的纳西族人口迁出来，牵一发而动全身，结果世界遗产原本的真实性变“味”了，这是典型的无知所致；其二，过分追逐商业利益；其三，一些保护、修复原则需要与国际接轨，如故宫、颐和园、天坛的大修招致“非议”就是一例。(6月28日《东方早报》)
    这六处被亮“黄牌”的“世遗”既有自然景观，也有人文景观。无论哪种，“世界遗产大贵”给予的黄牌警告里都包含着缺乏常识性的文化意味，使“世遗”失却了人类普世文化的精魂而异化为功利化和被商业利益浸润的道具。从此意义讲，“世界遗产大会”对中国六处“世遗”的黄牌警告是及时和必要的。
    “世遗”从名号上即可界定是全人类的文化遗产，其存在的意义在于历史的熏染、人类文明的形迹，其内在价值虽然具有具体的民族性，然而一旦成为世界遗产，便受到“世界遗产大会”所列具的普世规则的约束。简言之，中国的“世遗”只有严格遵守“世遗”保护通则的责任和义务，而没有随意修复和开发利用的特权。当然，在普适性保护规则的约束下，适当的旅游开发是允许的。
    “世遗”的灵魂是保护。无论自然景观还是人文景观，保护其原生态不受人为的侵蚀是第一要务。即便是自然瑕疵或自然毁损所致，也要维持修复如旧的基本原则。从“三江并流”和丽江古城的尴尬看，人为持建的水利工程和人口迁移既改变了其自然环境，也异化了其人居环境，前者是破坏了自然的和谐，后者是颠覆了人与自然的和谐。显然，这样的人为操持不是保护而是掏空其文化内涵。而被国人视作历史文化保护样板的故宫、颐和园和天坛的情况看，“大修”本身就是犯了大忌。修复如旧，维持原貌的“小修”本来就是无奈中的次优选择，“大修”岂能不让人怀疑是现代人对“世遗”的颠覆性破坏。从法国保护巴黎圣母院这个“巴黎最年长的女士”的经验看，法国人从来就没有动过“大修”的念头，不得已的“小修”则必须做到修补处的物理、化学状态和整体完全一致。需要说明的是，这种从小处着眼的“修复如旧”并未影响巴黎圣母院每年1200万游客来此鉴赏“巨大的石头交响乐”。（雨果语）可见，对故宫、颐和园等“世遗”通过“大修”来实现功利意图的做法其实是一种自作聪明的不智行为。
    中国在“世遗”上充满功利色彩的主因是多方面的，有的需要从“申遗”的动机不纯去考量。如前两年的“端午申遗“是因为受到韩国的刺激；“中医”和“传统节日”的“申遗”则是因为国人基于传统和现代的价值观冲突而不得不利用的武器；某些自然景观如“三江并流”等乃是基于旅游开发的需要，是“‘世遗’搭台，经济唱戏”的利益游戏。诸如此类，国人从心灵深处缺乏对“世遗”的文化钦敬。也正因为如此，去年10月份有浙商不惜耗费巨资去复建圆明园，更有各地重修的历史文化建筑以装点门面。诚然，中国历史上传统的装木结构和改朝换代“除旧布新”的传统思维因袭至今，时时挑拨着现代人“复建”和以新为美的冲动。但既然“申遗”并成为“世遗”，国人还是要有世界性思维和全局性意识，在保护“世遗”上和世界接轨。时移势易，当年范仲淹为藤子京重修岳阳楼而著文《岳阳楼记》的历史佳话已经不合时宜。
    文化“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固然不错，但是一旦成为“世界的”，就不能再将此视作“民族的”禁脔而随意更改。中国在“世遗”的态度，也反映中国是否有着负责任世界大国的文化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