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底，宁波市一位母亲从自己12岁孩子的书包里发现了“色狼证”、“网恋许可证”，引起各方注意。本报记者调查发现，出品这些“证件”的竟是一家生产销售安全套的公司——宁波“顽皮套套”。而且，该公司还生产一种烟盒样式的安全套包装，有些产品印着雷锋的图像。（11月3日《南方都市报》）
关于像孩子兜售所谓的“色狼症”和“网恋许可证”，媒体已经连番进行了舆论轰击。窃附议。但是对于印着雷锋的“顽皮套套”--安全套。笔者以为媒体和公众不该有过多的道德呛声。从媒体的发言看，所谓的“恶搞”和“玷污”等等充满道德情绪的语言已经出现，这是非理性的。何也？以人为商标或代言，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并不少见。雷锋作为历史名人，也并无失当之处。更为重要的是，当地工商部门已经排除企业违法的可能性，公众更不能无端置喙。
至于媒体的舆论酝酿和公众的腹诽和公议，说到底还是基于雷锋身上已成惯性的道德光辉。认为“安全套”有损英雄人物的光辉形象。这种非人性化的神化道德巢臼早在今年春天有人公布雷锋恋人照片的时候就已经横亘在公众视野了。雷锋和安全套联系起来，不过公众再次遭受了一次道德的煎熬所引发的“安全套癔症”。
事实上，公众在顽固坚持神化的偶像道德崇拜的同时，忘记了“安全套”本身所赋予的更加人性化的道德色彩，而只觊觎到了安全套背后所隐含的性行为。毋庸置疑，正确使用安全套已经是普世通用的性文明举措，安全套进校园，投币式安全套机设在闹市街头也已是毫无道德争议的事实。随着性病和艾滋病的肆虐，在非法性行为存在的特定娱乐场所，一些组织甚至公权部门也摆脱了掩耳盗铃的道德自欺，而用公开透明的方式教授特定的性从业人员如何正确使用安全套。如10月11日，哈尔滨组织的“小姐”培训班主要内容之一就是让这些性从业者学会正确使用安全套。（10月17日《哈尔滨日报》）2004年，卫生部、国家计生委、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工商总局、广电总局、质检总局还联合下发《关于预防艾滋病推广使用安全套(避孕套)实施意见》。可以这么说，安全套的功能在现代社会已经从单纯的避孕功能阐发为公权、法律和道德一体公认的保障人们性健康的工具。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UNAIDS)近日公布了《2006年全球艾滋病疫情报告》，将“安全套”写进了联大艾滋病高级别会议政治宣言。“100%安全套”项目则是联合国针对高危人群设计的预防措施。在这项举措下，亚洲的泰国和非洲的乌干达成功遏制了艾滋病疫情的蔓延。
因而，安全套在全球范围内都是充满了道德光辉的产品。作为英雄人物的雷锋，和安全套联系在一起不仅不是对英雄的玷污，而是道德的交相辉映。国人将两者进行严格的道德分野，主要是性观念里的贵恙所致，即认为性本身是丑恶的、下流的。因而安全套也变成了不登大雅之堂的“奇技淫巧”。抱持这种传统的观念，其脑海里的道德锁钥就将其思想封闭于狭窄的偏见中不得自拔，雷锋的高尚和臆想中的安全套的“下流”自然不能兼容。因而，我说这是传统道德桎梏匣导致的性洁癖式“安全套癔症”。
当然，笔者并不排除这家企业以雷锋作为噱头以“恶搞”求得广告效应的心理，恰如前段时期出现的某安全套以“中央一套”作为注册商标的做法一致。但市场经济讲求的是法治和道德的平衡，在没有足够证据指证别人违法和触及公共道德底线的情况下，单纯的公共鞭挞和舆论口水是没有意义的。

文章引用自：http://www.xhby.net/xhby/content/2006-11/04/content_145204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