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大家》2011年第三期洪峰专访

二 我经常让一些文化人不尴不尬

符二：无论是写作还是生活方式上，我觉得您是一个很酷的人，您觉得呢？

洪峰：比较倔吧。应该说，我做事直截了当。

符二：您总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完成。

洪峰：实际上，和你说的“酷”也比较像。我做事喜欢直截了当。这不是我作为一个写作者成名以后才出现的。我在当工人的时候就这样，跟车间主任打仗，我能把车间主任打得牙齿脱落，因为他想占一个姑娘的便宜，欺负那个女孩，结果被我打了。但我对那姑娘没有任何想法。就是一种典型的旧中国男人。大学教育也没有改变我。它唯一带来的好处，是教会了一些过去我不知道的思考问题的方式。大学毕业之后当了老师，和我们系主任之间，也还是这样。就是当了编辑之后，我依然一个人和三个锅炉工人打。

我不觉得像人们说的，你是文化人，你应该怎么样。这是我最不能容忍的。中国文人恰恰很吃这一套。人们说你受过那么好的教育，怎么和他一般见识？这其中是什么，我还没有想清楚。但我觉得，这就是最操蛋的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明明气得够呛，还非要装孙子，完了还要做出一副“我是文化人”的样儿。我最不认可这一点。你文化人怎么啦？你可以说我不是文化人，但你是人，我也是人，咱们在同一件事情上对等就行了。所以我经常让一些文化人不尴不尬，也跟这个有关系。

符二：比如乞讨这件事情。

洪峰：比如乞讨这件事，居然让我的那么多前辈和同行们这么不高兴，说我给文化人、作家丢脸什么的。我就想，这些人的脑袋都叫驴踢了？假如你明天就要饿死了，地上有一个馒头，你会不会吃掉它？人为什么要装到这种地步？在“乞讨新闻”这件事上，就最集中地暴露了中国文化人最操蛋的东西。他们一方面不停地说人是平等的，另一方面在他们内心里，又把自己划分得很高贵。但是他们不知道，文化人就是下九流。他总不干，总是要把自己变成一个上九流，想办法让人家拍拍脑袋，摸摸脸，他才高兴。

我总觉得，人的生存，不能以生存方式来决定他的贵贱。只要不伤害别人，任何一种方式都是可以的。的确我不需要要饭，但如果要饭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话，我觉得这也高贵，干吗非要把它变成那个样子？包括大作家们一提到洪峰，就说净胡扯，说我没事闹事，给作家丢脸，作家得有骨气。这骨气究竟是什么？你说你有骨气，按理说就不该在中国吃这碗饭；你既然要吃这碗饭，你还要装。为什么这些标准在这些人的脑子中混乱到这种地步？一件事情出现之后，他会马上从一种现代哲学变成庸俗哲学，他永远不能把一件事情放在一个大家都看平的位置上去。实际上，你什么身份？你什么身份都不是。任何一个人，比如我来到云南这个小县城，一个小办事员都可以把我治得啥招都没有。这个时候你还要装，说你是了不起的大作家，你是文化人。你就是狗屁！真正的一种生活，实际上是建立在你和你的亲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能够很自如上面。我觉得这就行了，就是比较好的一种状态。至于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只要不偷不抢，不去侵占别人的东西就可以。你说你写作，比谁高贵了？我就看不起中国这些作家，你高贵到这种地步，还成天搁那儿跑奖要钱。人不能无耻到这种地步。我之所以不喜欢文化人，包括我自己，就是因为文化人身上都有这种比较糟糕的东西。只不过我认为我少一点那些糟糕的东西。我努力让这个东西离我远一点，我没有能力去抵抗这个世界，但我可以躲开它。

符二：时隔几年以后，提起洪峰乞讨这件事儿，您说起来的时候也不回避它，而是非常坦然。

洪峰：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两三年了，唯一让我感觉到别扭的是，它非得要把一件个人的事情，弄成是什么体制之类的东西。这就是借题发挥。实际上跟体制狗屁关系没有。这个体制不会因为洪峰这么一弄就崩溃，也不会因为洪峰这么一弄就重建。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它制定这种东西，不会因为某件事情就改变。每一个人都表达自己的权利和采取各自的方式，我只是作为一个个人，我是要工资，该得的。

符二：但您是著名作家，“洪峰”本身已经作为一个标签或符号。否则的话，换成一介平民，它不会有这样的效果，产生这么大的轰动。

洪峰：关键是人们没想过这个，这是个人与不诚信的政府机构之间的对抗，并不是说作家和政府之间的对抗。只是刚好赶上了别人知道我是作家，就是这么一回事儿。实际上我也没有说我是中国作家。我去乞讨的时候，并没有这么一些头衔，是他们在炒作这个事情的时候，硬给加上去的。就个实名制。所谓的实名制就是，比如居住地址：昆山东路XX号；工作单位：沈阳市文化局；姓名：洪峰。就是这么一个东西。根本不是中国作家、一级编剧什么的。

符二：问题是人们知道您是中国作家、一级编剧。

洪峰：你这就是有逻辑上的问题。你得先把逻辑搞清楚，然后再来讨论。因为给你钱的这个人，并不知道你是谁，明白吗？只是有知道你是谁的这个人刚巧赶上了，并且她是记者。她把这事儿说出来之后，就不再是洪峰要饭，而变成了“中国著名作家洪峰”要饭。而他们攻击我个人的理由，是说我打出了作家的头衔。实际上，这二者之间的区别非常大，一个职员是被他们变成“中国著名作家洪峰”去要饭的。而我要饭这事儿，只是沈阳市一个单位的一个人在这里要饭，明白吗？

符二：为什么要实名制？

洪峰：这是因为咱们国家的收容条例上有规定，你没有户口、证件，就要遣返你，强行收容你。我实名制就不能收容我。他可以调查，到派出所一查户口、身份证，这个人就对上了。这样顶多是劝回。但我说我得吃饭，就不能强行对我怎么样。我必须得回家。如果我被收容，那我就回不了家了；回不了家的话，我的未婚妻怎么办？她还在和癌症抗争呢。

符二：但在新闻上我们完全看不到这一点。所以你让人们联想到与体制对抗，反政府机构。这个逻辑本身很奇特：因为您的单位是政府机构，你和单位对抗，我们联想到是您与政府对抗。这个逻辑仿佛也是顺理成章。

洪峰：可不是吗？甚至你说我反政府，我都不管。你就这个事情说我反政府，我也可以承认。如果这样，变成一种政治行为也就罢了。但胡乱炒作之后，就变成了利用“作家”这一身份或者说头衔去要饭，那普通人为啥不去要饭呢？实际上这种微妙的东西，它对人是有伤害的。洪峰上街要饭，实际上和一个不叫洪峰的普通人要饭产生的效果一样。它在什么时候不一样了呢？是在媒体报道了之后。如果没有人报道，它效果是完全一样的。我只是很生气，觉得这单位很流氓嘛！我怎么还不能活啦？我要饭也能活啊。但好多同行故意歪曲你，认为中国作家洪峰过不下去了，要饭伤了很多中国文化人的脸。我之所以退出中国作协，也不是因为别的。既然我给你丢了脸，那我不当作协会员、不当那个徒有虚名的作协副主席不就得了？我这个人做事，就是不愿意给别人添堵。

包括当时我退出中国作协，创联部给我打电话，我说你别说这个事儿了，如果中国作协真要为中国作家谋福利的话，像我遇到的情况，就应该搭把手；既然你不能帮忙，那说实话我要你这个组织有屁用？你说这是个荣誉，不能荣誉都给了我们，而好处都给了你们呀。就像现在流行的：荣誉都给了劳动人民，实惠都给了公务员一样。我这个人还没有糊涂到为了一个虚名什么都可以搭上的地步。那些作家文人之所以这么看，他们实际上对人的价值判断出了问题。他们嘴上说的人人平等，心里想的是人压根儿就不能平等。这些人说好听了是多重标准看人生，说难听了就是虚伪加无耻。

符二：行乞这一事件，包括您选择来到会泽生活，您觉得您是一个勇敢的人、敢于承担的人吗？

洪峰：没有啊，顺其自然嘛！住进山里是我的一个愿望。从成年以后，我就不喜欢都市生活。

符二：您自小在城市里长大，为什么对城市会有天生的反感，愿意回归到乡村宁静的生活？

洪峰：按理说，都市和乡村，二者之间没有谁更好更坏的区别，只有一些微妙的环境和文化、习惯的区别，然后导致人们在行为上采取了不同的方式。对我来说，我选择的只是一个自己感觉好的环境。所谓的“文明行为”，并不是文明真正需要的东西。在山村有一个好处，你活得很放松，像个动物一样。我觉得这种生活，在我们原始东西越来越少的情况下多少还能回来点儿。遗憾的是我们已经不可能再回到过去的时间了。

符二：我们年轻一代，也包括许多文化人，如今是拼死拼活进入“北上广”这样的一线城市，对三、四线的小城市几乎没法儿待下去。您反其道而行之，您是像很多人认为的那样，隐居了吗？

洪峰：要不怎么说中国文化人操蛋呢？这里要说明的是：我到这里来，并不是隐居了。我没有隐居的想法。我并不是一个自绝于人类的人。你非要说“大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我就想你为什么要分？为什么非要分出一个三六九等？连隐居都还要分个三六九等？大隐是啥样，小隐又是啥样？我觉得说这话的人，属于是最无赖最装屁的人。他又想热闹又想装，就弄出个“大隐”，说自己身居闹市但内心是多么宁静，你宁静个屁呀宁静？又要装内心宁静，又要装高贵，中国文化人中最不要脸的就是这样。骂政客无耻，中国文化人比政客无耻多了，因为他念过很多书，给自己找出很多混淆概念的论据，永远正确。

符二：“大隐隐于市”这话儿是谁说的？大家都在引，但我还没查到确切的出处。

洪峰：搞不清。甭管谁说的，估计不是人说的。

我就是“居”，我觉得这个地方好，我就在这过日子。你看咱们建造这幢楼，这儿的设施跟城里一样，如果我到这里是隐居的话，我就必须得跟农民一样生活才算是那么回事儿。

符二：问题恰恰也就在这里，我看您在这里的生活是有别墅，有光缆，各种家电一应俱全，跟城市生活相比毫不逊色。反过来，若是您的物质条件穷困潦倒，生活捉襟见肘，那您受得了吗？

洪峰：问题它不是。你看我写代答记者问的《山间生活》，最后两句说得尖酸刻薄一些：并不是谁、随便谁，都有能力享受这样的生活。我不是跑到这里来隐居，吃野菜来了。即便我吃野菜，那是因为我喜欢野菜没化肥和毒药，并不是说我没有菜吃。明白吗？咱们现在这个楼，所有设施是和城里面一样。网络也有电话也有车也有什么都有，然后这么个大院子。你回头说自己陶渊明了、隐居了，你脸红不脸红、心虚不虚啊？这是我费了多大劲儿才过上的生活，咱不是到这个地方来受苦和谁同甘共苦的。你要知道，不是谁想来就能来的。你这么想吧，你给算算，我的这些藏獒，一个月下来的费用是万把块钱，你说我干啥来啊？我一个月工资是多少？连喂狗都不够。所以大家别搞差了，我不是来受罪。我是在寻求一种城市中不可能享受到的生活。我最受不了中国文化人什么事儿都给你弄出点儿说法来。更讨厌那些说什么“大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的都市里混生活的文化人，他们过的日子其实就在讨饭，意识不到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