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姜汉忠

今天下午去了中央电视台一套《我们》栏目的演播室录制节目。这是我第一次应邀去电视台录制节目，如果套用一句现成的话，那就是刘姥姥进大观园——看什么都新鲜。其实这话说起来并不准确，录制节目是第一次，可是演播室所在的中国人民大学明德新闻楼我却不陌生。

前年和去年，我曾经应人大教授周蔚华先生的邀请去给他的大三学生讲图书版权贸易课程，一次是在下午，还有一次是在晚上。有关这两次的经历我都写成了文章，发在我的新浪博客上。栏目组给我发来的邀请函后面所附有的地图，我就用不着了。

我比约定的时间提前了十几分钟，我还以为我到早了呢。一到贵宾休息室，才发现好几位嘉宾已经到了。一进门，我就看见了大名鼎鼎的唐老鸭——新华社记者唐师曾，经介绍还认识了一位上海复旦大学教授、已故著名学者季羡林的学生。已经提前到达的还有几位，尽管大家交换了名片，可是一时半会儿还对不上号。

大家谈了一会儿，《我们》栏目的总制片人兼主持人王利芬女士来跟大家见面，主持人和嘉宾以及工作人员又是一阵寒暄。

进入演播室，正面前方是“领衔”嘉宾和主持人的位置，其上方是大屏幕。左右两侧是观众席和一般嘉宾的位置。我坐在一般嘉宾的位置上，正对面是显示栏目名称的“影壁”。演播室左右以及后方有四台摄像机以及导演室和视频屏幕。参加这个节目录制的还有广州和深圳的两位学者。

今天的节目的主题是不久前去世的季羡林和任继愈先生给大家留下了什么遗产。节目开始，主持人发表序言，序言讲完了，请“领衔”嘉宾逐一开讲。当然，嘉宾当中有的与季羡林和任继愈先生走得近或者了解得多，自然就成了节目中的活跃人物。活跃人物讲得都很透彻，也比较有可“听”性，一点不觉得枯燥。

我是最后一个讲的。正如主持人说的，她是看了我写的《季羡林留给我的“遗产”》才邀请我来的，我就讲了一些文章当中讲到的细节以及没有涉及的内容。实际上，我既不是节目主题涉及的两位先生的学生，也不是他们的好友，只是因为出版季羡林先生的图书并且操作其作品版权销售才与一位先生搭上关系，自然没有太多可讲的。然而，两位先生，尤其是季羡林先生并非是象牙塔中的人物，相反他们与普通大众的命运紧密相连，正是这个原因，他们逝世才引起如此大的反响。

我讲完了，观众提问，嘉宾回答。节目录制两个半小时，时间节奏控制得相当好。

节目录制结束的时候，栏目组的工作人员告诉嘉宾以及观众，何时播出，以短信方式通知我们。我们就等着栏目组的短信了。

二○○九年七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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