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晚上去一个火车票售票点去给女儿和她的同学买返校的火车票。根据火车站的规定，今天晚上七点是第一时间出售十月五日的离京车票。我知道火车票不好买，过节的时候就更甚。我六点半就来到售票点，没想到柜台前[趴着好多人。我还以为是买其他时间火车票的人呢，一问才知道都是等着买五号车票的。为了尽快出票，卖票人提前记下来谁要买哪个车次，买几张，是硬卧还是硬座，我往里一看才发现，我前面已经登记了不少人，心想我这三张还真有点悬。

我就琢磨着万一买不到五号的票，就买四号的，于是赶快问还有没有四号的硬座，“有，要不要？”我说，“还是等一等吧。”没过一会儿，有个中年妇女也来买跟我相同城市相同车次的票，结果被告知，硬座没有了。好家伙，才过了几分钟，就没有了。我心里也紧张了，要是买不到五号的票，四号的也没了，怎么办呀？

开始卖票，卖票人吆喝车次和座位种类，对方若是回答“行”，就出票，若是不要，就过去了。结果有一个人开始说不要某个车次的硬座，结果没过十秒钟就反悔了，结果票已经没有了。队中人有不少人愤愤不已，“怎么刚卖票这个座没有，那个座卖光？”一个略带口音的老者对此甚是不解，我回头告诉他，“这您就不知道了吧？这里面有门道。”

没有亲身经历的人还真不知道这里面的“门道”在哪儿。去年十一月，我去南京开会，也是在这个地方买的票，而且是提前十天。三四天以后再问去南京的那个车次还有票没有，售票员说：“没有”。可是，我的同行也有参加这个会议的，她在出发前一天才决定去，火车票却毫不费力地拿到手，绝了！上了车，我听有的旅客说，他当天上午才买的票。我就纳闷，我提前五六天到联网售票点问票，回答已经没有了，人家当天却买到了票，真够奇怪的。此前我出差也遇到过类似的情景，总有人当天都有票买，可是很多人很早买票都没有。这等事情也不能去问，只有通过蛛丝马迹以及自己的猜想——当然这种猜想远比哥德巴赫猜想容易多了——才能知道一鳞半爪。一定是没有把多数票——更不能说所有的票——拿到联网的机器上卖，否则就不会出现在不那么旺季的时候提前那么多时间在窗口买不到票，通过别的途径就能买到。在我们这样人口众多的国家，出行需要的车票不能都放在公开渠道出售，那可是一个非常不公的事情。

今天《中国青年报》发表署名评论，从武汉公交车驾驶员频频遭人殴打说起，讲到作者在香港求学期间的所见所闻。街上的人大多非常友善，碰撞了都会抢着说“对不起”。在电梯里，先进去的人会按着电梯等着后进来的人。陌生人只要目光相接，就会点头微笑致意。街上若是谁不认识路，遇到领你走好几条街的“活雷锋”是常有的事情。画家陈丹青从美国回到阔别十几年的上海，不知身在何处，忽然有一天在街上看到两个中年人拳脚相加，感动得近乎目瞪口呆—－他已经十一年一百三十二个月五百九十多个星期四千多个白天黑夜没有看到真人打架了：“亲爱的祖国，我回来了！”。有人说是中国人素质不高，也有人说是我们太穷——仓廪实而知礼节嘛。作者却不这么看，在他看来，只有自愿达成的公正的社会契约与制度才能得到最大多数人的认同。换句话说，只有绝大多数人没有怨气，才能减少社会冲突。才能构建和谐社会，才能让好人、能人、勤劳的人得到更好的回报。只要到了这个时候，这个社会才会有人愿意好好干活，只有大家都好好干活，才会有经济的繁荣。作者引用大神学家尼布尔的话来解释西方繁荣的基础，“有些东方人一直很难明白，我们的繁荣是因为道德，而不是相反。”

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意思就是财富少了不可怕，我们可以去创造，可怕的是分配不均衡，用现代人的解释就是分配不公。党和国家提倡公平正义，然而在许多地方许多人，凭借手中的权利——正统解释是人民给的权利，为自己，为一部分人，为一个团体谋利益。别的先不说，就拿火车票来说，一到国家的重大节日，真可是一票难求呀，上千上万的人为票发愁，为票拥挤，为票而出高价，就这样还有很多人买不到回家的火车票。本来按人口比例我们的铁路运力就小得可怜，如果再有人通过公权力而弄走很大一部分，你说说老百姓能没有怨言吗？有了怨言总要发泄，一旦有火星出现，不爆发才怪呢。几个月前贵州、云南和上海发生的事情就证明了这一点。

胡锦涛同志说过，“群众利益无小事”，我的理解就是时时处处想着百姓的利益。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最根本的办法就是实现公平正义。正如前面所说的，当一个社会的大多数成员心平气和的时候，这个社会也就公平多了，事情也就好办多了，人民也就富裕了，国家也就富强了。看来，公平正义不是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关系百姓的利益，关系国家的安危，更是关系国家的未来。

二○○八年九月廿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