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事情到了我们这里就复杂得不得了。这不肖志军在产妇李丽云就医的时候拒绝签字导致母婴双亡成了媒体上的“大片”。谴责肖志军的人不少，还有专家出主意要李丽云家属起诉肖志军。说医院有责任的也有不少。当然，医院不用着急，它的上级——某级卫生局早就下给他们撇清了责任。往深了讲，有的评论开始将笔触伸向与之有关的行政规定。更有评论说，悲剧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医患关系不正常造成的，简而言之就是谁也不信任谁。

记得几年前，产妇生产被现场直播曾经引起舆论界讨论不少，可以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实际上，这种事情在国外早就不是新鲜的事情。先不说国外，就说在已经回归祖国的香港，此类事情已经是很普通了。我记得，我十三年前到香港去，在饭店休息的时候无意中看到电视里播放产妇的生产过程。我不记得那是不是现场直播，反正产妇生产的全过程统统映入观众的眼帘。然而，我却未曾听说香港各界为此而出现轩然大波。我想，电视台播放生产过程无非是让人们切切实实了解女人生产的千辛万苦，否则人们谈论起母亲的伟大只能是“纸上谈兵”。

今天的《北京晚报》有一篇文章说李丽云事件时讲了一个美国故事。为说明问题，我将其引述如下：上个世纪，有个叫吉米的孩子一病不起，他父亲于是找到了古特。古特在德国柏林是一名著名的儿科医生。可是，当时他刚到美国，还没有取得美国的行医执照。要拯救孩子的生命就会触犯法律，此时此刻，古特选择了救人。最终，吉米从死神那里捡回了一条生命。尽管如此，古特却被告上了法庭。开庭哪天，邻居们都赶往法院为古特求情。宣判的时候，法官笑着说：“古特先生，您违反了法律，原因是为了遵循另一个更高的法律，因此我判您——无罪！”更高的法律又是什么呢？那就是人的生命，就是人性。记得，几年前看到一篇文章讨论医院让病人家属术前签字的事情曾经引用了埃及的例子。文章说，在这个非洲的发展中国家，医生——是不是全体，我不得而知——面对病人，不仅不让病人家属签字，反而给病人和病人家属立“军令状”。

说来也可笑，一件简单的事情，到了我们这里就变得异常复杂。病人家属——当医生的家属除外，通常情况下，其医学知识无法与医院的医生相比。即便是医生，如果你医学院毕业之后，很少涉及某一个领域，那么就算你在医院工作了几十年，你对涉及不多的领域也是束手无策。前几年，家母在一家三级甲等医院住院治疗心脏病，结果她的感冒就无论如何治不好。医生尚且如此，对医学知识知之甚少的家属怎么能知道手术结果会怎么样呢？这不是拿生命开玩笑吗？我本人亲身经历过几次这样的事情，医生给我说了一大堆危险，作为家属，我真是进退两难，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此时此刻，医院倒是一身干净，手术做与不做、成功与否负都与他们没有关系。

在我们国家，似乎有一种文化传统，那就是普通人的生命一钱不值，否则就不会有“草民”这等说法，也不会有“草菅人命”这样的呐喊。尽管到了二十一世纪，这种文化传统依然改观不大。生命在我们的一切思考中，说是比什么都重要，实际上还是放在比较靠后的位置上。银行的工作人员面对抢劫，机智报警，结果却被银行开除——就因为她没有与歹徒搏斗。说到李丽云这件事，倘若医院的工作人员有些许的救死扶伤的思想，也不会等着家属签字才去救人。另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就是推卸责任。由于官本位在我们国家是至高无上的观念，人们除了对顶头上司负责以外，对别人承担责任的义务感越来越缺失。也正是这个原因，一个很简单的事情都会变成十分复杂的事情，一个很简单的道理都会变得越来越不明白。医生等病人家属签字才做手术就是这种怪事的杰出代表——尽管旁边的病人已经岌岌可危。在他们看来，责任比生命重要得多呀。殊不知，谁要是给病人做了手术，说不定还会给领导惹来塌天大祸呢。

说一千，道一万，我们现在还在努力奔小康，可是我们的很多观念却越来越向后撤退。换个角度说，有一天，我们的硬件到了小康的水平，可是我们的很多观念若是不能与时俱进，我们这个小康还是享受不到。前几天，我家暖气玩儿起了“此起彼伏”的把戏，说白了就是整个一个家暖气同时发热成了稀罕事。我就想，我们的生活水平比三十年前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是到了冬天，反而一年比一年发愁了。供暖都能这样，别的方面呢？想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