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今天的《中国青年报》报道，从五月八日到十七日，北京的高校中有五名学生坠楼身亡。几个月前，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还有一名大一德语专业的学生坠楼自杀。我上星期一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上课，隔天下午三点多钟就有学生告诉我他们那里中午一点有学生跳楼自杀。当晚看《北京晚报》，说前一天北京师范大学有一名博士研究生跳楼丧生。据报道，上星期三跳楼的学生也是博士研究生。

 

跳楼自杀不论出于什么具体原因，恐怕都离不开超出合理范围的心理变化。正是这种消极的心态使学生最终走向了不归之路。特别是那些念到了博士的学生，本来还有不长的时间就可以走上社会，为国家和人民做事情。结果，他们却作出了结束生命的选择。一般来讲，一个人自杀并非一时的冲动，而是长期内心郁结造成的。而导致心理疾患的因素大体上有两类，一个是主观上的，一个是客观上的。

 

说到主观原因，我们一点都不陌生这样一些说法，什么独生子女生长在蜜罐之中缺少磨炼，什么年轻人以自我为中心较少考虑他人的感受或者需要，还有什么年轻人只念书本缺少社会交往。所有这些可以说都是原因，也都是一部分学生选择不归之路的心理基础。对此我赞成。现在的年轻人确实生活条件比过去好得多。不仅生活好，而且还享受着现代科学技术带来的种种便利，当然也包括不良的信息对他们的损害。正是这一左一右两面夹击，如今的年轻人抗击打能力很弱，甚至根本就不存在。还有一点，就是由于父母的娇惯和社会的宠爱以及不良思潮的影响，年轻人当中确有不少养成了“只管自己感受”的人生哲学。这样的学生平时不论做什么都很顺利，因为他们总会得到父母或者老师的呵护。换句话说，他们很少能独立去做点什么，很少能在考虑别人的情况下去做事，也就谈不上遇到过什么困难或者挫折了。有个学生对我说，她如今已经大学三年级了，可是还从来没有离开过家。这说明什么？说明这样的学生心理防线是很脆弱的。是经受不住失败打击的。相反，那些很小就比较独立的学生受的苦比较多，对困难也就不会大惊小怪。这样的学生就不会产生那种轻生的念头——在他们看来，眼前遇到的那点困难放到他们远大的人生目标中显得非常渺小。

 

说起客观原因，我恐怕要多说几句。随着经济的发展，钞票在人们的生活中作用所发生的变化就像物理学上的作用面与压强的关系，作用面越个人化，压强就越大。对现代的人来讲，由于金钱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没钱几乎办不成事情。就连到了银行，人家都会看你颜色行事，你若是有钱的大户，就可以少排队或者不排队先办理业务。金钱在人们生活中的这种变化使得分摊到每一个人的经济责任比以往更具体、更细致，从而使一个人要承担的挣钱压力大大增加。毫不夸张地说，金钱现在成了永恒的话题，别的东西逐渐远离人们的兴趣范围。我记得我上中专的时候，且不说老师，光是班干部就会隔三差五到我“谈心”，了解思想动态，虽然谈话有装模作样的时候，但是至少还能说出点东西来。工作以后，如果你生病在家休息一天，下班的时候准有单位的部门领导来家里探望。如果连续两天不去上班，单位的最高领导一定会登门拜访。那时候在单位工作有什么话还真想找人谈谈。现在完全不同了。我到现在这个单位以后，没有任何一个领导到家里来看望或者谈谈。一个人有了话找谁说，领导无论如何是不能成为诉说对象的，那只好找家里人。家里人能理解还好，若是不能理解，就只好将目标对准朋友，如果没有朋友呢，就只好自我消化。至于能不能消化，那只有天知道了——除了知心朋友，一般的熟人谁有那么多功夫听你唠叨呢。

 

一方面是抗击打能力降低或者缺失，一方面是宣泄的出口堵塞，这人慢慢成了一个火药桶，不知什么时候碰到“引子”，到了那个时候不爆发才怪呢。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我们这里不仅包括旁观者，当然还包括当事人。在我看来，要想避免本文开头援引的报道重现，还是要防患于未然，也就是尽可能减少心理问题的出现。怎么才能做到这一步呢？办法很简单，那就是尽可能多地接触社会，年龄越小越好，因为年龄越小，性格的可塑性就越强。只有经过的磨炼多了，一个人才会坚强起来。其次还要好好地进行积极的心理训练，比如遇到问题多从积极方面考虑，比如对可能到来的烦躁有点预见性等等。还有一点就是多跟社会交往，朋友多了，一旦有了问题，也会有倾诉对象，这样就不会闷在心里。从学校角度讲，对学生多一些关怀，而且是真实的关怀，经常找学生谈谈心，让人们说说心里话。这样做往往会使很多问题消灭在萌芽的状态中。

 

我相信只要主观努力与客观帮助结合起来，一部分学生的心理状态就不会那么糟糕。我想特别说明的是，学校中不论是老师还是有关机构，尽最大努力帮助学生树立一种人生的自信心，不仅有生活的自信心也有事业的自信心。有了自信，一个人就会生活得富有朝气，就会处在一种积极得状态中。过着积极生活的人是很少有心理疾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