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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繁华:我来参加这个讨论会是最冒险的,我从凌晨才从陈教授手里拿到这本书。
陈晓明:因为他昨天才刚从宁夏回来。
孟繁华:拿到这本书之前,参加了宁夏的讨论会。这几个地区是非常不同的,广州虽然不是文化中心,但是它是中国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在那个会上,我非常失望,我听多的都是陈词滥调,都是在北京任何地方都能听到的。但是到了新疆之后,我感到非常新奇。他们那些经验或者资源,事实上在中国都是被强势文化所遮蔽的一些。在宁夏,我去过西海库(音),很多作家在一起唱歌的时候,他们唱《花儿》,北京去的人几乎是呆如木鸡,但是宁夏作家表现非常单纯,唱的《花儿》非常动情。回来我拿到苏童这本书之后,我一直读到天亮。来以前,我写了一个稿子,我觉得和新疆有很多相似之性。
小说创作的普遍性危机,正在被我们所经历,危机的形成,与格式化的,不带复制的社会有关。当代作家表达感受就成为小说面临困难的思路,这也正是小说走向死亡的原因之一。无论这是否能够成为小说的救活之路,但是至少能成为小说复活的机遇。作家从一些文学当中找到他们希望活下去的机遇,既保持口传,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潮流。苏童的《碧奴》虽然是由30多个国家共同操办的,但是还是和其他的文学作品不一样的地方。
有趣的是,这个故事的主人公被引进起来,他只是碧奴的想象。我惊叹的是苏童的想象能力。被碧奴最后哭倒长城做了有利的铺垫。最后将碧奴终于送到长城脚下,那也许不是一个女子的底层,而是一个阶级的底层。按照过去阶级论的解释,这个阶级是最赋予革命精神的。在《碧奴》里,这个发生很大的变异。孟姜女去长征的路上所面对的羞辱、恐怖大部分都是来自于阶级。因此,送长城脚下的过程,才显现出苏童的不同之处。
无论全球性的对非物质遗产的文化行为,还是作家的写作策略,现在地域性的知识显得尤为重要。这是我对《碧奴》的肯定,当然《碧奴》也有一些质疑,或者不能确定性的东西。比如说像当代生活里面的变异的内容的添加。比如说在五谷城,向城地奔的时候,有一个痨病患者,他有一种不诡行为,有点像现在公共汽车上的变态。还有一种人像现在的明星一样,非他不嫁。如果把它作为一个童话的理解,或者把它作为一个在当代人重新抒写文化的局限性都是可以理解的。
陈晓明:因为他昨天才刚从宁夏回来。
孟繁华:拿到这本书之前,参加了宁夏的讨论会。这几个地区是非常不同的,广州虽然不是文化中心,但是它是中国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在那个会上,我非常失望,我听多的都是陈词滥调,都是在北京任何地方都能听到的。但是到了新疆之后,我感到非常新奇。他们那些经验或者资源,事实上在中国都是被强势文化所遮蔽的一些。在宁夏,我去过西海库(音),很多作家在一起唱歌的时候,他们唱《花儿》,北京去的人几乎是呆如木鸡,但是宁夏作家表现非常单纯,唱的《花儿》非常动情。回来我拿到苏童这本书之后,我一直读到天亮。来以前,我写了一个稿子,我觉得和新疆有很多相似之性。
小说创作的普遍性危机,正在被我们所经历,危机的形成,与格式化的,不带复制的社会有关。当代作家表达感受就成为小说面临困难的思路,这也正是小说走向死亡的原因之一。无论这是否能够成为小说的救活之路,但是至少能成为小说复活的机遇。作家从一些文学当中找到他们希望活下去的机遇,既保持口传,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潮流。苏童的《碧奴》虽然是由30多个国家共同操办的,但是还是和其他的文学作品不一样的地方。
有趣的是,这个故事的主人公被引进起来,他只是碧奴的想象。我惊叹的是苏童的想象能力。被碧奴最后哭倒长城做了有利的铺垫。最后将碧奴终于送到长城脚下,那也许不是一个女子的底层,而是一个阶级的底层。按照过去阶级论的解释,这个阶级是最赋予革命精神的。在《碧奴》里,这个发生很大的变异。孟姜女去长征的路上所面对的羞辱、恐怖大部分都是来自于阶级。因此,送长城脚下的过程,才显现出苏童的不同之处。
无论全球性的对非物质遗产的文化行为,还是作家的写作策略,现在地域性的知识显得尤为重要。这是我对《碧奴》的肯定,当然《碧奴》也有一些质疑,或者不能确定性的东西。比如说像当代生活里面的变异的内容的添加。比如说在五谷城,向城地奔的时候,有一个痨病患者,他有一种不诡行为,有点像现在公共汽车上的变态。还有一种人像现在的明星一样,非他不嫁。如果把它作为一个童话的理解,或者把它作为一个在当代人重新抒写文化的局限性都是可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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