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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的朋友姜红伟,却在搞一个壮举,就是要把80年代校园诗歌潮流当中所有的家伙全部一网打尽,叫大家集体回忆。我想,这样的回忆,一定比小查弄的这个不伦不类的《八十年代》要好。
我要告诉大家,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十年间,中国诗坛的前沿阵地上涌现了一支浩浩荡荡、数量达上千万的中国诗歌少年先锋队。这些诗歌少先队员,凭借着对诗歌无比虔诚的热爱,以中学校园为展示才华的平台,写作诗歌、发表作品、创办报刊、组织诗会、自印诗集、组办社团,在校园内外掀起了一场中国自有新诗以来最辉煌、最壮观、最精彩、最隆重、声势浩大、轰轰烈烈的中学生校园诗歌运动。这场罕见的八十年代中学生校园诗歌运动既是空前的,又是绝后的。如今参加这个诗歌运动的人,大都成为中国社会很多方面的精华人物,不像小查采访的某些人物,在祖国困难的时候,他们也离开祖国,在今天祖国发达了,他们也回来抢饭吃——龌龊啊!
为了全面总结回顾这段光荣历史,使更多的读者详细了解八十年代中学生校园诗歌运动各个方面情况,姜红伟、符马活、黄礼孩决定于2006年5月开始编辑出版中国第一部全景式大型纪念文集《怀旧八十年代中学生校园诗歌岁月》一书。他邀请我写一个文章,我根据自己的一次演讲,把自己的情况介绍如下:
我很早的时候就开始写作。因为在中学生时代写了很多作品,也出版过一本小说集,后来,就被保送到武汉大学中文系。大学毕业以后,分配到北京市,干了一年秘书工作。1993年的时候,有一份叫做《中华工商时报》的报纸公开招聘,我去考试。招聘的题目,我记得有一个题目,是把一篇两千字的文章变成两百字的消息,而另外一个题目,则是把两百字的消息,写成两千字的报道。后来我通过了,此后,我一直在《中华工商时报》做记者、副刊编辑,然后是文艺部副主任、首席机动记者,干到现在12年了。最近,我调到中国青年出版社下属一个杂志《青年文学》,做《青年文学》的主编。
青春期写作是一种历练,刚开始的激情,朋友们很多人刚开始写作,都会经历这个阶段,一开始,是自发的状态,想写点表达内心的激情和对周围社会环境的看法。后来,我中学毕业的时候,出了一本小说集,收了我的一些中短篇,有十来万字,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于是,武汉大学保送了我。进了大学以后,我发现,当时武汉大学的学生文学活动还是很多的,有一个珞珈诗社和一个浪涛石文学社,老社长退了,我就接着干。武汉大学有一个有名的樱花诗会,有一条很漂亮的樱花大道,每年三月、四月份,开的全是樱花,我们就在樱花树下开诗歌朗诵会。当年,武汉大学校园是被日本占领武汉的时候当作后方医院,为了让日本的伤病员看到樱花种的樱花树,现在还有,长的很好。我们组织了很多诗会,把武汉各个高校,的校园诗人们弄到一起,朗诵诗,然后评奖,后来就成为一个传统了。当时,我们中文系的一个班上,有十来个特别喜欢写作,因为学中文,未来肯定会干跟文字、新闻出版有关系的工作,我当时觉得课本很旧,我们的文学课本都是五六十年代编的,非常老旧,没办法看,然后,我们就尽量读翻译过来的作品,到图书馆,按照作家姓名的第一个字母,比如ABCD,把大师们的东西读下来,比如这星期读海明威的短篇,七八十篇短篇全看完,然后,每个人回宿舍模仿海明威,写一篇短篇。下一星期读博尔赫斯,读完以后,写一个短篇小说出来。后来,经过了两三年的历练,我们每个人都写了一大堆废稿子放在那儿,写作的基本技能,就是这么模仿出来的,我就会对自己特别有信心,因为我慢慢地找到了一种文学的形式感,从一开始自发的状态,就变成比较自觉的状态。我现在写作,首先就会想到用什么样的形式讲述它,会确定叙事的语调,确定某种结构,因为,我看的书越来越多,就对写作产生了某种敬畏,这样,后来变成一个很好的匠人。越是这样,你就会对写作有很多的设计,不像最开始的激情澎湃,一天能写一万字,现在只能写一千多字,还磨来磨去,不太成功。
在大学期间,我写过很多诗歌,写过一个长篇小说——写的是大学时代的生活,因为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大学生活,跟现在不太一样,现在更活跃一些,生活的内容也更丰富和复杂一些,我的这个小说《前面有什么》,作为大学生,没有毕业,没有得到工作,当时真是不知道前面有什么东西等着我。我就模仿秘鲁作家巴尔加斯.略萨的结构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是拉丁美洲60年代以后出现的,他们用结构的方法,把社会各个层面的事,都用各种线索齐头并进。比如我们一般人的写作会非常笨,只有一个声音,一个人,用一个视角看别人,但是结构现实主义,可以有五条线并行下去,广泛地展现社会的各个层面,我当时在大学里受它的影响特别大,我觉得,一个作家应该反映更广阔的时代和生活,而我当时正在经历大学的生活,所以,写了一篇长篇,然后把这个稿子寄给一个出版社,然后就消失了,因为你也没有名气,也没有人搭理你。结果,去年,2003年,他们出版社搬家,十几年过去了,一个编辑忽然发现一堆黄色的稿纸,署名是我,给我打电话,说我这儿发现你一个手稿,我一下子想起来了,那时候真写过这么一个长篇,苦哈哈写的,大三的时候写完,跟在座很多朋友差不多,寄给出版社,出版社往那儿一扔,不搭理你。结果他现在要还给我。我在北京的一个朋友,在出版社工作,他拿去看,说,你这个写得不错,干脆,我给你出了算了,于是,最近刚刚出来了。等于我二十一二岁写的长篇小说,现在才出来。
我大学的时候还写过几部中篇小说。一共到现在,我出版了六部长篇小说,比如《夜晚的诺言》,那是我大学刚刚毕业的时候,来到北京工作,特别喜欢村上春树的东西,和受《麦田里的守望者》作者的影响,那时候刚刚毕业,非常迷茫,北京又很大,当时作为一名年轻的记者,到处乱窜,进行各种采访,不知道怎么样。就模仿村上写了一个长篇,叫《夜晚的诺言》,这个小说后来过了两年才出版,出版以后就没有再印过。1995年的时候,我当时接触大量在北京流浪的艺术家,圆明园有一个艺术村,后来,这些艺术家就跑到通县的宋庄,一些残留在北京,到处都有,我和他们很好,就以他们为模特写了一个长篇,《白昼的躁动》,特别有激情。这些人都怀着某种梦想,希望在北京实现他的艺术理想,比如湖北美术学院毕业的,被分到湖北乡下的学校教书,他觉得很烦燥,把工作辞掉,就到北京,做自由的艺术家,而那时候,我们社会容纳不下这种前卫艺术家,还要注意他们等等。
我还写过一部长篇《正午的供词》,这是我影响最大的小说,1999年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我已经30岁,我已经是一个年轻的老作家,我都写了十几年了,还没有写过一本比较厚重的东西。于是,我就把那么多年读大量西方近百年来后现代主义、现代主义的东西,把他们一些主要的技巧,想通过这本小说来展现一下。当然大概是1997年,顾城自杀了,对我的刺激很大,一个诗人,把他的妻子用斧头砍死,然后自己上吊,这个事情本身是这个时代的象征,艺术家都是特别敏感的人,在这个时代只能以死亡这样的形式,跟这个时代发生关系,死亡最终变成了一个行为艺术。这个对我影响很大。我觉得,能不能以这个为题材,写一个长篇,后来,我想诗人身份过于边缘、独特,不能体现这个时代更广阔的内容。因为我还接触过一些影视界的导演,包括张艺谋,包括更年轻的,我突然想,虚构一个导演的生活,把他70年代,80年代末一直到90年代末这20多年的变化,以这个导演的生平为主线,写这样一个小说,《正午的供词》就出来了。书名的意思实际上是人性的告白。我以顾城杀妻事件为创作的灵感。最后,小说里是导演把自己亲手塑造的女影星用刀杀掉了。小说的叙述者是“我”,作为记者进行各种调查,一开始调查匕首的来源,是另外一个话剧导演送给这个电影导演的,但是后来,他们关系很坏,话剧导演说了电影导演很多的坏话等等。我在写这部小说的时候,一共14章,每一章用不同的文体,这章是对话,下一章是验尸报告,下一章则是导演六部电影的梗概,下一章是他生前写的话剧的剧本,再下一章写的他和前妻的热恋,用的是一些当时流行的散文体。我的中短篇小说在90年代,特别是1993年之后发表了很多,到现在为止发表了100多篇。因为我是记者出身的作家,我特别善于从迅速变化的社会里找到一个写作的素材。比如白天刚采访一个人,晚上回家,这个东西同时变成一个小说,第二天报道消息发表了,小说则再寄给一个杂志,一举两得。一个东西变成两个东西,很多年我都是这样的状态。后来,一些评论家觉得,我的小说描绘了中国90年代城市变化中的符号,就给予了我最初的肯定。最近一些年,我一直在写《社区人》系列短篇小说,描绘中产阶级的生活困扰。我还出版了长篇小说《花儿,花》,这也是我的一个和时代同步的、描绘北京年轻人生活的长篇。我的写作情况就是这样的。我是80年代那些校园诗人中间,坚持下来的一个。我有很多这样的朋友,他们如今有的成了官员、商人和文化从业者,但是仍旧不忘记火热的八十年代。我们也拥有着自己的八十年代!
如今,七八十年代才出生的的,你们当中,也许九十年代出生的都有,像1980年出生的,今年都26岁了,如果有写作才能,现在应该呈现出来了。因为,很多天才不到30岁就死了,有才华可以早显露。所以,现在少年写作非常活跃了,是一个好事情,这些人都20多岁,怎么可能写不出一本书?每一代都是这样的。有些老作家很担心,少年写作变成商业炒作,其实不然。每一代都要表达自己的东西,虽然,你表达的本质上跟每一代在那个年龄都一样,比如青春生命的挫折感和反抗,都差不多,但是,每一代必须要表达自己。因为,老家伙,包括我们,必定即将被淘汰,只有年轻人,你们才是希望。所以,我仍旧要寄托希望于你们!快来埋葬包括我的一切老家伙吧!
就以以上的演讲整理文章,来作为我自己的简单回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