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的那批诗歌王子

洪烛

或许，这是一个怀旧的时代。或许，这个时代的一批人，已进入怀旧的年龄。而我，正是这批人里的一个。诗歌，曾经为他们（也包括我）命名。这批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少年诗人，创造过属于他们的文学神话。今天，我愿意跟他们一起，在神话的废墟，拾捡残砖断瓦、只言片语，力图拼贴出被反复修改而面目全非的自己。

       在进入新世纪之后，才真正明白八十年代对中国文学的重要意义。那确实是不可多得的纯文学的时代——在今日文人怀旧色彩浓郁的追述中已形同黄金时代。民间诗歌运动风行全国，诗人辈出（不管大诗人、小诗人、真诗人、伪诗人），而且诗人的社会地位与优越感获得空前膨胀，古老的中国仿佛在一夜间降生了千万个精神贵族。在中学校园里也不例外，“自古英雄出少年”，当时有多少少年渴望成为当代英雄——诗人？我们热血沸腾地打造出属于自己的江湖。如果跟现在的新青年们描绘其时种种盛况，他们会觉得简直是天方夜潭。更不可思议兄长一辈的青春期居然是在对文学的近乎宗教的激情中度过。于是，我们收拾旧日的影集、手稿乃至记忆时难免感叹：这个黄金时代如此迅疾地跟我等擦肩而过了。从此，精神与物质的位置发生了调换。文学就像一位被废黜的帝王，满脸愧色地走下了神坛。

       别了，八十年代！别了，八十年代的一批诗歌王子！群雄逐鹿、争相问鼎，我们梦寐以求的那顶文学皇冠，仿佛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偷走了——它究竟被藏在了哪里？至今仍是一个谜。因为种种原因，我们未能缔造出真实的帝国，但仍可以在虚拟的版图中故地重游、老友相逢……感谢诗歌！感谢记忆！

       我眼中的八十年代校园诗歌，像伊甸园的缩影，空气中流通的全是爱呀美呀诗呀酒呀之类的混合体，集体发誓要把红楼梦继续做下去。汉字像算盘珠一样在那批少年诗人手中拨弄着，一本陈年老账被清算出无穷新意。文学复活了马雅可夫斯基的时代：朗诵出现在广场上，诗歌变成了传单，做梦的少年们一律模仿预言家或雄辩家的面目周游列国、遥相呼应……遗憾的是我们惟一未能预言自身，预言自身的末日。似乎仅仅一夜之间，我们大梦初醒：白天鹅又变回了丑小鸭——这等于另一种意义上的天鹅之死。我们被从历史舞台的中心驱逐到边缘——或者说我们仍然坚守在原地，但中心已转移了。也许我们从来就没能成为中心，那只是我们以自我为中心的一厢情愿的感觉罢了。势如破竹的八十年代校园诗歌，遇到自身无法克服的阻力——被卡住了！如同神龙见首不见尾。它所上演过的繁荣与风光，已构成上一个时代的神话。文学神话跟气球一样容易破灭。集市结束了，赶集的诗人们纷纷散伙——不管你是满载而归还是两手空空。

       二十多年过去，当初的少年诗人，大多已改行了，诗歌就像尿裤子的经历一样遥远——甚至让人脸红。可以理解，我们毕竟都到了当父亲的年龄。而文学永远是儿子们的事业——可惜下一代青年已不甘做文学的儿子（地质构造有断代的危险）。

       我们应该庆幸：曾经被文学所收养，成为它短暂的儿子——或者是作为私生子。我们并不在乎继承什么王位，只要多多少少能继承一点它那高贵的血统，就够了。不管是否还在坚持写诗，我们命中注定将是精神与物质、艺术与世俗的混血儿。因为，在一生中不可复得的青春期，我们曾经作为神的后裔，像半神一样思考，像半神一样生活——对于别人来说这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而我们彼此，虽然天各一方，仍多少保持着某种异同寻常的血缘关系：一批以诗歌为姓氏的同父异母的兄弟！

       大兴安岭的姜红伟，是八十年代那批校园诗人中类似于大头领宋江的人物。他又在下一场及时雨：张罗星散四野的旧日好汉恢复联系。他的电话把我又带回二十多年之前……

       那时候我在南京梅园中学读书。疯狂地爱上诗歌，甚至上课时都偷偷在笔记本上写诗。还曾以原名“王军”在《星星》、《鸭绿江》、《诗刊》、《儿童文学》、《少年文艺》等一系列报刊发表大量诗歌散文，十几次获得《文学报》等全国性征文奖。在全国中学校园赢得一定的知名度。1984年第二期《春笋报》刊登上王建一先生所写《这迷人而又痛苦的路啊！——记南京梅园中学小诗人王军》：“他似乎是一个成功者了，他的面前似乎是一片光明了。错了，他还嫩得很，一切都还是未知数……他将咬紧牙关走下去，他准备付出巨大的代价，他说：我也许因此而上不成大学，但文学创作的路我是要走下去的。你能走到底吗？你在已发表的一篇作品中写道：假若有一天，刀忍不住所受的痛苦，它摆脱了磨刀石，结果将怎么样呢？哦，世上将多一片锈铁！”可以说是这篇报告文学使我奠定了当个大诗人的幼稚理想。要知道，那是个几乎人人都怀有所谓“理想”的年代。多么可爱啊，我那最初的功名心！若干年后，我跟人生道路类似的诗人伊沙（中学时原名“吴文健”）探讨过：我们这一代诗人坚持下来的动力，除了艺术本身的感召之外，也不乏功名心的作用。从那么小，就开始梦想当诗坛的百夫长、千夫长乃至万户侯。）所以无论诗歌多么萧条，我们此生注定将是最后的“钉子户”，不会轻易拆迁的。

       当时由于《春笋报》、《语文报》等报刊发行量巨大，全国中学校园几乎息息相通。我记得那几年间，就收到数千封天南海北的读者来信（装了一大麻袋），许多诗作一经发表即被同龄人传抄——自己也就陶醉得俨然有“小普希金”之感。普希金是我的诗歌偶像 。我甚至梦想死后能像普希金那样，被铸成铜像——当然，不是树立在彼得堡的皇村，而是安置于我的故乡南京新街口的十字路口。

       1985年，我面临高中毕业。由于偏执于文学，数理化成绩一塌糊涂，连高考预考都未通过，我只好准备做个“待业青年”了。但自己仍想像高尔基那样到社会（“我的大学”）上继续实现文学之梦。有个中学同学的哥哥是开照相馆的，我甚至准备毕业后去那儿当临时工……幸好南京梅园中学觉得我给母校争得些荣誉，想出了一招：把我发表的作品及获奖证书复印许多份（感谢那个时代发明了复印机！）向全国二十多所大学寄发了推荐函。很快，武汉大学特意派来一位负责招生的老师，领我去武汉面试。华东师范大学也约我去上海面试（他们还答应给我的中学另外五个入学名额）。最终，我选择了武汉大学，作为免试保送生，没参加高考就跨进了大学门槛。哦，对于我而言，缪斯不仅是诗神，更是我的命运女神，她带给我好运气！与之相比，为写诗而吃点苦吃点亏，算什么？该赚的我都赚回来了。

       1985年2月18日《语文报》，刊登了我毕业之前写在同学纪念册上的五首诗《献给同学的心花》，以及创作谈《感情：诗的生命》。这在那一年的全国中学校园里，唤起很多毕业生的共鸣。他们纷纷来信关心我：毕业后会去哪里？还写诗吗？

       进入武汉大学一年多之后，1987年1月5日《语文报》，再次为我做了一个专版，除了刊登照片、简介、诗歌作品、创作谈之外，还有姚健所写《走向新的角斗场——王军进入大学之后》，算是对各地朋友公开的答复。

       1989年7月，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的中国文联出版社工作。1999年1月7日《语文报》，又刊登了我的近照、近况、近作，以及澹明所写《以心灵之火烛照世界》：“对于王军，我们的老读者想必还记得，在中学时代，他便是《语文报》的‘老’作者，当他被保送武汉大学后，《语文报》1987年1月5日的第240号头版还郑重报道并介绍过。而今，他又在署名‘洪烛’亮相了。事实上，‘洪烛’是他上大学后发表作品时惯用的笔名……”可以说，影响巨大的《语文报》的探照灯，一直关注着我，使我被许多同龄人知道并记住。我对这家报纸怀有特殊的感情——哦，它照亮了一个少年诗人的文学梦。直到今天，我仍在写诗、写散文，出了三十本书，似乎都是因为不愿背叛自己年少时的承诺。不走这条路，我便不是我了。我将变成完全陌生的另一个人。

       伟大的八十年代，我与姜红伟等建立通信联系，又通过季雨群认识了当时南京中华中学的叶宁，参加《春笋报》的活动见到马萧萧、南岛，在武汉大学与李少君、邱华栋同校，并去北京与北师大的伊沙、桑克、侯马、徐江“煮酒论英雄”，何其快哉。成为北京的游牧者之后，先后与神交已久的田晓菲、江熙（江小鱼）、毛梦溪、段华、边邓伟、叶斌、周瑟瑟、郁舟、吴茂盛等谋面，共同回首八十年代，感叹良多，觉得有梦总比无梦好。管它酒醒到何时！

       我的第一本书是诗集《蓝色的初恋》，进入武汉大学后出版的，其中收录了一部分中学时代的作品。看起来，真让人脸红啊。我都不敢轻易翻开它。仿佛那是青春期的第一次“梦遗”。我都不敢相信也不愿承认那是自己写下的。那似乎是一个诗人、一个男人早期无意识的“产物”？

       九十年代初，叶斌策划了一套《第四代诗人丛书》，有我的一本《南方音乐》，另外还有邱华栋、蓝蓝、周瑟瑟等人的诗集，交由接力出版社推出。我大学时代的部分诗作，收入其中。一个生活在北方的南方人，为往日的音乐划上句号。我也就逐渐告别浪漫主义的自己。

       最近，朋友把我的专著《城祭——北京的心灵史》介绍到广州的舞文弄墨文化公司。该公司的总经理给我打电话，他叫符马活。符马活？不也是八十年代那批人中的一位诗歌兄弟？看来，那批人到哪儿都碰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