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绝于美国金融业高山之巅的J.P.摩根于1913年逝世两年后，中国一名毕业于美国名校的34岁青年人陈光甫在上海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多年后，陈光甫被史家誉为“中国的摩根”。

在陈光甫的时代，对于新兴工商业的资本渴求和普通公众的便利需求，当时的银行业颇难以回应：曾经以“汇通天下”自许的中国旧式票号、钱庄业为传统所拘，正在风雨中凋零；外国银行在中国已先期耕耘超过50年，把持大宗、高端的洋商、官商业务；中国的官办银行受当局控制，过从往来的多为政商巨贾，并不涉及到更为普遍化、社会化的服务。陈光甫多方筹资，仅得到区区近10万元的资本而奋力开设银行，正出自他对新兴银行抱持着朴素却非凡的理想和信心：“服务社会，顾客至上”。

银行冠以“商业储蓄”之名，透出陈光甫的独到用心。他的一大创举，便是为普通的公众提供小额储蓄服务。当时，银行业普遍乐于追求商户的大额存款，而不屑于为公众的分散的小额储蓄提供服务。然而，陈光甫认为，从业务上，吸取小额储蓄可以聚沙成塔，同样能够促成银行积累巨量的存款，并且服务于普通公众也可以使这家实力微小的新银行扩大影响。因此，陈光甫开创“1元开户”业务，为市民办理小额储蓄、养老储蓄、代收水电费等较为繁杂却贴近市民生活的便利服务。为此，陈光甫还设立银行办事原则：要不辞琐碎，不避劳苦，不图厚利，为人所不屑，从小做起，时时想办法。

这一金融创新使他的银行声誉日隆，并且成为社会分散资本的蓄水池。尽管以今日的眼光来看，银行业为百姓提供生活便利已是基础业务，但在其时，这也浸透着陈光甫作为新一代的银行家迥异的远见和抱负：“私人企业之目的不仅为盈利，而兼有其理想，即为服务社会，不外为增加对社会之便利，提高人民之生产能力，与乎惠及一般就业水准。”

在这类似纲领性的思想之下，上商行把进一步有所作为的领域放在扶持新兴工商业上。尽管对货币与社会的意义，古代贤达早有很多高论实操，但近代较早较完备的银行识见，可追溯到近代第一批实业家、启蒙家郑观应。他总结银行在国家经济中的作用，“泰西各国多设银行，以维持商务，长袖善舞，为百业之枢，以浚财源，以维大局”。陈光甫的宏论似乎可见到郑观应的影子，并且以他操持上商行的业务，更为直接地标举出他扶持新兴企业的志向：“一国工商业之发展，全恃金融机关为之枢纽”。

上商行和近代工商业的命运非常紧密地融合在一起，它不仅吸纳了一批如张謇、荣宗敬等新兴实业家的资本入股，也以辅助工商为宗旨，对新兴的工商企业大量放款。为了复制张謇的大生公司，上海实业银行在江苏南通设立分行。1934年，荣宗敬家族的下属纱厂因向外资银行举债太多，面临破产清偿危机，陈光甫联合多家华商银行，向它放款还债，帮其躲过劫数。在1930年代，上商行每年的款中，约1/3流向工商企业。

商业放贷的风险很高，陈光甫为此极其重视信用，称“办银行者第一在于信用”，标举诚信为本。创办初期，银行业热衷于跟政府进行公债投机，成本低而获利丰厚，可是却置信用于不顾。上商行坚决抵御诱惑，不参与公债投机。在对工商业放贷上，陈光甫提倡“对物信用”，从一般银行放款对借款人的熟悉程度、资产的多寡为依据，增加到对企业的资产、经营实力、人格的综合权衡，完全以新式银行的方式办事。

创业十年后，上商行的储蓄总额达到了3244万元，位居全国百家银行的第五位，其存款数额为创业时的50多倍，而平均年盈利增长超过%。陈光甫则因其卓越的眼光和操持能力，长时间被推举为上海银行公会会长，成为金融界领袖。时至今日，陈光甫首创风气的服务社会、扶持工商的宗旨，已成为中国银行业最基础、也最根本的共识和宗旨，成为国家上升路径的常识。【By 陈标杰】（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