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差不多这个时候，采写了一篇王传福的文章，在《周末画报》财富版。当时，他的油电兼用的新能源汽车正在准备投入市场，巴菲特秘密入股他的比亚迪公司，互为红人，一时引为财经界美谈。近日发布的胡润富豪榜，王传福已经是身家350亿元的中国首富。就我采访的感觉，王传福身上有一种我行我素的孤高，于是做了这篇报道，是一年前的旧文啦。）

旁若无人地冒险

安徽人王传福是个冒险王，不仅颠覆了全球充电电池产业，成为电池之王，而且借助在电池业纵横捭阖的技术之威，以充电电池发动机取代燃油发动机，向全球汽车业的固有格局发出讨伐檄文。

中国汽车业成长犹晚，可以说在无形中是“尾灯战略”的既得利益者。尾灯战略指的是，在雾天开车，、看不清前路时，跟着前面车的尾灯走，就能安全前行。中国汽车业跟着全球汽车业的技术、产品亦步亦趋，以中国市场之大，确实已经造就一批早起的汽车公司。

但是王传福不吃这一套，尽管他所创办的比亚迪公司很大程度上也是这一路线的受益者：比亚迪公司所进入的两大主业——充电电池和汽车，都是走别人走过的路。他在1995年创办比亚迪公司、进入充电电池业时，所进入的镍镉电池行业已经是“夕阳”产业，然而他却得其门而入，进而夺得全球充电电池业的王座。他在2004年开始进入汽车业，所收购的汽车公司秦川汽车，也是当时中国汽车业里经营不善、毫不起眼的“夕阳”公司。但是王传福却由此弄懂汽车业堂奥，把在充电电池业的长处嫁接到汽车业，以电池发动机机取代燃油发动机，对全球汽车业的百年基业发起攻势。

他要做汽车业新的引路前灯。“有了电动车，什么变速箱、传动轴之类的都不用了，大众、通用的百年武功，一下子就全给废掉了。这就是比亚迪作为后来者的机会。”42岁的王传福说话直率，没什么绕弯子的外交辞令，也毫不避讳地谈论对手，更少不了会放出一些常人以为是“狂言”的话，比如，他今年最响亮的“狂言”是，“比亚迪公司要在2025年成为全球汽车业的第一”。

当然，“口出狂言”，得有深厚的资本才行。王传福用13年的冒险历程来确证，他有资格来挑战看似不可能的远景。

电池照亮基业

在过去的13年中，比亚迪在外界看似不可能实现的情景中冒险，并终于得偿所愿，缔造了涉及电池制造、手机配套、汽车等领域产值约200亿的高端制造企业。

1992年，在北京有色金属研究院任职的王传福虽只有26岁，却是当时当时全国最年轻的处长。他的专长是研究电池，也担任研究院新设立的一家电池公司的总经理。然而，拥有战略眼光和冒险精神的王传福，决意走进更有挑战性的前路，于1995年离职，创办了自己的比亚迪公司，准备在擅长的电池产业大干一场。

在当时，日本充电电池一统天下，主要做镍氢电池，国内的厂家多是买来电芯搞组装，利润少，几乎没有竞争力。不过，一个好的背景是，电池大国日本放弃生产镍镉电池。由于镍镉电池存在致命的缺点即“记忆效应”，电池在充电前，如果电量没有被完全放尽，日积月累将会引起电池容量的降低，使得使用寿命缩短，日本转而寻求锂电池的研发，这将引发镍镉电池生产基地的国际大转移，对王传福来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王传福分析，电芯是技术含量最高、利润最丰厚的充电电池核心部件，公司的核心业务必须由此而起。

多年后在一个善意的附会中，比亚迪被拿去和韩国三星电子的崛起做比较。后者是全球新的数码科技产业佼佼者，当初的崛起也是因为拥有领先的闪存芯片技术而展开。

不过，当时比亚迪的制造能力并非凭空而来。镍镉电池生产线是买不来也买不起的，王传福则开始显露出他对制造业的精湛把握能力。他利用中国人力资源成本低的优势，决定自己动手建造一些关键设备，然后把生产线分解成一个个可以人工完成的工序，结果只花了100多万元人民币，就建成了一条日产4000个镍镉电池的生产线，“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王传福的秘诀在于，“半自动化加人工”。他是一个彻底的工程师，在公司内缔造深厚的工程师文化，不迷信日本、欧美的大机器制造，而是采用人海战术，自己培训大规模的工程师。这不但大幅降低了成本，而且将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工艺改进自始至终地融入到了制造业的各个环节。王传福把人力看成制造业的根本动力，比亚迪的企业战略，其实从根本上就是要破除中国人力资源只能走廉价、低端路线这一迷信。

基于成本上的优势，王传福寻找了一些代理商，逐步打开了低端市场，取代三洋而成了全球最大无线电话厂商“大霸”的电池供应商。只用了两年年，比亚迪公司镍镉电池销售量达到1.5亿块，排名上升到世界第四位。

在镍镉电池领域站稳脚跟后，王传福又开始了镍氢电池的研发，并从1997年开始大批量生产镍氢电池。随后两年，松下、索尼、ＧＥ等公司成为比亚迪的大客户。2000年，比亚迪投入大量资金开始了锂电池的研发，很快拥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并成为摩托罗拉的第一个中国锂电池供应商。2001年，比亚迪公司锂电池市场份额上升到世界第四位，而镍镉和镍氢电池上升到了第二和第三位，实现了13.65亿元的销售额，成为电池之王。

在电池业打下的江山，成为王传福企业梦想的基石。比亚迪于2002在香港上市，风光不已，而王传福即已着手筹划公司战略大挪移。谁能料到，充电电池竟然是可能颠覆汽车业格局的利器，而王传福恰恰掌握着充电电池的核心秘密。

“汽车在我眼里只是一堆钢铁”

“电池可以进入、并且可以造就大规模产值的行业，只有汽车。这是显而易见的。”在深圳，王传福对《周末画报》这样解释比亚迪2004年进入汽车业的原因。他双手撑在窗沿，望着窗外。

王传福平素沉默寡言，但是在和别人交流的场合，他会滔滔不绝地讲上两个小时，都是电池、汽车的技术以及产业规划。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说话充满着毋庸置疑的语气，不仅因严谨而让人信服，而且约略让人感受到一种霸气。当然，霸气所针对的不是人，而是产业，尤其是汽车业。

王传福进入汽车业其实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一方面，他继续着最传统的造车路线，制造中低端的燃油汽车，另一方面却研发能作为汽车发动机的充电电池。在传统汽车领域，他非常显著地体现出现代商人的精明，信奉彻底的、实用的拿来主义，把市场上各种名车都买过来拆开研究，学它们的外观、设计，同时做些改进以避免侵犯知识产权。曾有工程师在花费百万元购进的新车前犹豫不决，王传福二话没说，掏出钥匙在车盖上重重地划上一道痕，断然说：“拆！”最明显的成果是，比亚迪制造的第一辆汽车F3，外观上像极了丰田花冠，也因此备受消费者喜爱，已经累计销售超过1万辆。比亚迪的汽车，浑身上下都能找到同行其他车型的影子。

但是王传福其实让很多人觉得不可捉摸。他进入汽车业时，业界觉得比亚迪作为一家电池公司，花费2.7亿元收购一家没落的汽车公司，是一种迷失之举，入错行，是错误的大冒险。一时间，指责和讪笑者都有之。然而王传福的过人之处正在于此，商业奇谋正在于突破常识所限：从传统汽车入手，进而颠覆它。

“传统车没什么秘密。国外汽车的价格为什么这么高，就是因为它40%的工序是依靠人工完成的。我们尽可能地把汽车制造的工序分解到工人，我们自己的现代工程技术人员设计出合适的方案进行制造，通过这种模式，我们达到超低成本的汽车生产。”王传福说。只用了3年，比亚迪汽车就实现了盈利。然而这不是最重要的，重要之处在于，他要制造完全的电动汽车，而“入行”的基本门槛，就是要迈进传统汽车行业才行。“我们做普通车本身就是一种操练，同时就是以车养车。新车到底有什么样的回报，到底多少年可以得到回报，到底可以赚多少钱，国家给汽车什么样的税收政策优惠，这些信息，如果我们不做普通车，我们都不知道的。我们做普通车一方面获得技术，一方面也获得利润有这个利润以后，我们再养电动车。”这是一种王传福式的非常规思维。

今年10月，比亚迪推出电动和燃油混合动力车F3DM（双模电动车）。这种车设置了电池发动机，电量足够行驶 110公里，而后可以用燃油发动机续航。而为电池充电的过程也很简单，只需用普通家用电源，7小时就充满了；如果用快速充电模式，10分钟可充电50%。这种新型的混合动力车，售价仅为15万元左右。王传福又显示出其傲气的一面。他说虽然丰田是全球首家实现油电混合动力汽车商业化的厂商，但其主推车型普锐斯售价近乎比亚迪F3DM的两倍，但是纯电动模式下的续航里程却达不到F3DM的一半。比亚迪电动车的电池成本是每块3、4万块元，能耗大约是行驶100公里只需15度电，相当于9块钱，而燃油车100公里的油钱得30元左右。

“中国公司的制造能力很强，已经没有什么特殊的技术壁垒。我们已经是电池业第一了，汽车技术对我们同样没什么障碍。汽车在我眼里就只是一堆钢铁。”

明年，比亚迪将推出纯电动汽车，并且攻向欧美市场，以后每年保持推出3辆新的电动车。王传福说：“我们比日本整整提前了20年，以后引领世界汽车市场的，不是美国人，也不是德国人，而是中国人!”进入汽车业这个曾被视为大冒险的举动，正式开始进入商业图景的大规模实施阶段。

和巴菲特一起造梦

巴菲特是全球投资界的泰山北斗，他相中的公司，总会神奇地被点石成金。这位炙手可热的大佬，就在今秋完成对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第一项投资，2.3亿美元的投资就花落比亚迪。

颇具戏剧性的是，巴菲特是以吃闭门羹的形式来开始和比亚迪的合作的。今年夏天，巴菲特派副总裁索科尔在比亚迪公司探访4天，随后向比亚迪发出入股5亿美元的邀请。这出乎王传福的意料之外。考虑到投资金额过大、持股比例过高，王传福拒绝了巴菲特的入股邀请。

此举让巴菲特念念不忘，他的投资只有受欢迎、追捧的份儿，可从来没被拒绝过。巴菲特在电视台节目中流露出一丝失落，说“中国公司现在也很强大了，连我的投资都能拒绝了。”

不过，王传福并不刻板。接纳巴菲特的投资毕竟可带来极大的品牌效应，谁都不愿错过。王传福和巴菲特重新协调，最终达成双方都满意的方案，巴菲特投资约2.3亿美元收购比亚迪10%的股份。

巴菲特的投资生涯，其实自己需要一种造梦并实现的信念，而王传福以电动车颠覆汽车业格局的胆略雄心，也颇和巴菲特有英雄相惜之感。眼下，奥巴马已经获选为下任美国总统，他的好友巴菲特则答应王传福，帮助把比亚迪的电动车带到美国市场，而奥巴马对新能源汽车有着浓厚的政策偏好。

至此，王传福在电池、汽车两个领域里的冒险和成果，终于合拢成为同一个企业梦想：抢占汽车业王座。在全球经济受损、全球汽车业低徊的时刻，比亚迪的亮剑尤其显眼，而向来我行我素、在两个行业都已冒险成功的王传福，将怎样为他在中国以外的全球市场谱写传奇开篇呢？

尾灯是不可靠的

 比亚迪所在的深圳，正是中国高科技制造业的南方摇篮，像华为、中兴这样的公司，已经成为中国制造业探讨一切关于经管智慧、科技创新、国际化的模板公司。比亚迪没有进入这种话语体系。或许是因为王传福和比亚迪现在还不够“传奇”。但是，在当前关于中国制造业续存能力的广泛探讨中，华为、中兴固然堪为典范，比亚迪模式也闪出其耀眼之处。

王传福是个彻底的技术派，坚信技术是企业坚韧的生命力之源，并敢于靠技术而向传统的产业势力叫板。比亚迪所走的是半截子的“尾灯战略”，但是王传福比很多制造业公司更有胆略之处在于，他并不是从头到尾都跟从行业领导性公司的前路，而是在活得生存能力之后，敢于冒险超越现阶段的技术主流，而在领导性技术、产品领域寻求产业话语权。说到底，尾灯战略根本不能成其为战略，只是权宜之计，然而大多数的中国制造业公司尽管在30年间创造了产能、产品奇迹，然而在路线上却始终没能跳出尾灯战略的窠臼，企业的存续能力随全球大势流变而旦夕失落。【By 陈标杰】（完）

这是一个极简化的例子：塞车是城市发展的挠头问题，然而塞车又会增加汽油的消费，在这个意义上它有助于提高GDP。但是，塞车肯定损害了人们的生活质量。人们喜欢高歌猛进的GDP，可是GDP并不等同于幸福感。

两者的鸿沟，一般人都能从家庭生活条件的改善程度和国家GDP增速的对比中有所感知。另一个最显著的例子是，阿努瓦图是一个20多万人口的太平洋岛国，被联合国认定是全球最贫困的国家之一。然而，在英国新经济基金会(NEF)于2007年公布的国民幸福指数报告中，阿努瓦图名列全球第一。

以GDP来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实力，这种衡量体系从上世纪30年代便沿用至今，然而它却在9月中旬遭到数十年来最为猛烈的颠覆，诺贝尔奖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和阿马蒂亚·森担纲的法国“经济表现和社会进步国际委员会”发表一份近300页的报告，指出GDP无法衡量公众的幸福感，必须创设新的评价体系，以“幸福感（well-being）”来取代旧的评价指标，来衡量一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水平，比如，以GDP为主，加入环境和生活质量的衡量因素。

斯蒂格利茨一语挑破过去10年美国的经济繁荣表象，指出美国自2000年以来的GDP增长是不可持续、不公平的增长方式，而“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人们的处境已经比2000年差远了，对多数美国人而言，这是衰退的10年。”他说，人们以为高增长的GDP非常美好，可是美国经济的增长只是一种“幻觉”。

在金融危机过去一年的这个时候，斯蒂格利茨的言论和报告颇有时代的“醒世恒言”之感。很多国家的经济发展一直唯欧美马首是瞻，然而，GDP数字带来的社会快感忽略了环境损耗和生活质量情况，并不指向人们的幸福感。繁复的金融衍生工具在过去推动金融业发展，助长了GDP抬升，然而，它“恶”的一面一闹腾，便将过去肤浅的繁荣摧毁殆尽。美国金融业在2003～2007年创造了惊人的利润，约占美国经济利润总额的1/3，但是2008年的巨大亏损将这些利润一笔勾销。

中国何尝不是GDP的狂热追求者？金融危机之后，保8成了经济运行的基调。诚然，保8的GDP增长数字背后，代表着官方对数以千万计的劳动人口对就业的基本保证。但是，随之而来的十大行业振兴计划和天量信贷，并没有解决中国的内在经济矛盾——产能过剩、结构失衡，反而潜在地恶化这种矛盾。

尽管早在1946年便有经济学家指出GDP不能全面衡量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但是，数十年来，却也没有别的评价体系能取代GDP的直观（尽管不全面）之效，即如最近几年，注重环保的“绿色GDP”概念流行起来，然而它也只是从环境角度对GDP作修正，仍未能全面反映经济社会发展对人们生活带来的福利增长情况。斯蒂格利茨等所抛出的报告，便第一次大规模对单一GDP为指标的衡量体系作深刻的颠覆。

这份新报告建议，新的评价体系的指向应该是一种“幸福感”。除了把GDP仍作为关键评价因素外，还应增加如下数项不可缺少的指标：物质生活条件（收入水平、消费水平、财富拥有量）、健康、教育水平、个人活动能力、政治号召力和组织能力、社会关系、环境、人身安全和经济安全。如果说GDP仍是新评价体系的主要角色，那么也可以说，新评价体系可比拟为“讲和谐”的GDP。

发布报告的委员会受命于法国总统萨科齐，早在2008年初便着手研究。萨科齐近日将报告拿到G20集会上去探讨，实际上也反映了当下各国至为操心的议题，除了把经济从金融危机中拉出来之外，探寻更可持续、更健康、更圆满的增长方式，始终萦绕心头。尽管各国的增长方式不同，然而，“幸福感”或者说“讲和谐”的GDP当会成为不言而喻的共识。

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其实是一个国家对经济增长方式、社会改革目标的折射。经济运行既要爱GDP，造GDP，更要造幸福感。把目光超越经济增长，或许更能找到幸福的真谛。【By 陈标杰】（完）

只用了十多年，重庆北碚这样一个只有几条狭窄污秽的街巷、300多户人家的偏僻小镇，便转化成美国媒体惊叹的“平地涌现的现代化城镇”、“迄今为止中国城市规划最杰出的例子”。这是70多年前中国西南的一项现代化社会建设的创举。一个城镇现代化的社会图景，便随着32岁的四川人卢作孚以一艘70吨的小轮船的兴建而开始发酵、乃至变成现实。卢作孚戮力营商而成为一代船王，已是近代工商业的一个传奇，与之互相辉映的事迹是，他以一己之力建设北碚新社会，是一项城镇现代化建设的美丽实验，更为中国企业家绵延未休的家国情怀奉献一条精神脉流。

卢作孚因家贫而少年失学，在闯荡社会中增广眼界，办过教育，努力寻找改造社会的报国门径。但是，他认识到，实业关乎国计民生，办实业而风险社会的前景更广阔。在他看来，“航业是一切事业之母”，于是在1926年，他多方筹资创办以航运业为主的民生公司，在长江上游的川渝地区筚路蓝缕，灵活地设计航路以挖掘航力，学习先进的管理制度，到实力增强之后的多方兼并，使之在10年即拥有轮船近50艘，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航运公司。

仅仅在创办民生公司的第二年，卢作孚已经热切地开始建设现代化城镇的努力。他了解中国社会发展的迟滞时局，明确提出“打破苟安的现局，创造理想社会”、“造公众福、急公众难”的追求。这一年，他担任北碚峡防局局长，对以北陪为中心的嘉陵江三峡地区进行卓有成效的现代化建设。

相比较前辈张謇在江苏南通的努力，卢作孚在北碚的建设具有非常鲜明的现代化色彩，他的美丽新世界既是一种可实现的图景，也颇具终极的味道，不乏理想化和东方伦理观念：“我们的预备是每个人可以依赖着事业工作到老，不至于有职业的恐慌，如其老到不能工作了，则退休后有养老金，任何时间死亡有抚恤金。公司要划定住宅区域，无论无家庭的、有家庭的职工, 都可以居住。里边是要有美丽的花园、简单而艺术的家具，有小学，有医院，有运动场，有电影院和戏园，有图书馆和博物馆，有极周到的消费品的供给，有极良好的公共秩序和公共习惯。”这番朴素的描述，尽管隔着不同的时代，却与现在人们对福利社会的追求如出一辙，与公众对理想社区的建造期望何其相似。

卢作孚注重实用，从他对北碚的建设构思上看，有一种内在的功能主义为指导思想，主要从四方面建设美丽新世界：市政建设、园林美化、公共卫生事业、移风易俗。他建造了四川第一条铁路，架通整个峡区的电话网，卢作孚还成立了中国西部科学院，兴建北碚第一所图书馆、十几所民众学校，甚至船夫学校、力夫学校和妇女学校，兴建公共体育场、农村银行。新式的结婚典礼也由他倡导而起。

作为经济保障，他以北碚为基地，建立大批企业，除了早期的民生公司外，还有电灯自来水厂、机械厂、铁路公司、煤矿公司等。这些社会建设使得北碚具备了现代化的雏形。著名教育家、社会改革家陶行知参观北碚后大为震撼，称赞北碚的建设“可谓将来如何建设新中国的缩影。”

在卢作孚的时代，他的好友晏阳初同样在进行社会改革的试验，在河北进行平民教育、科学教育的改革；另一位思想家梁漱溟则在山东以文化复兴为诉求，大力推行乡村学校教育。他们和卢作孚走实业民生的道路一起，成为近代三大社会改革、建设的模式。

值得珍视的是，卢作孚组织如此庞大的社会改革，自己却一生清贫，以身垂范，乃至抗战时期有一次生病，家人甚至买不起一只鸡给他吃。政治家、教育家黄炎培先生曾引录孟子的言论赠给卢作孚：“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可谓卢作孚的家国情怀和风范的真切写照。2009年8月份，重庆首倡“卢作孚贡献奖”，以此激励民企提升精气神。这可以说是对跨越时代的精神脉流的体认对接。【By 陈标杰】（完）

这是无人不谈管理的时代，书店里的管理类书芜杂庞大，出自名门正派的高论被商业人士引为圣经，出自旁门山寨的奇谈大抵也当得上鸡汤，热炒者众。相映成趣的是，1916年，中国近代最早的科学管理译著《工厂适用学理的管理法》出版，虽然遇上近代工商业的黄金时代，却躺在书店里乏人问津，数年后，又忽然被抢购一空。

穆藕初便是这本书的翻译者，而原作者F·W·泰罗开创了以提高生产效率为目标的“泰罗制”企业管理理论，在美国20世纪初大工业体系的崛起中居功至伟。穆藕初，一位在美国留学过的农科硕士，为人温文儒雅，从商却能在数年内创办（多为管理，自己不是股东）3个纱厂、1家银行、一个纱布交易所，把最新的科学管理方法融入当地当时的具体情况来运营，成为声名远播的棉业大王。他称自己“年少气盛，报服务社会之大愿，立建设事业之宏图，快刀直入，所向无前。”穆藕初最早传播和应用西方管理学，成就斐然，被公认为中国近代管理学的奠基人。

穆藕初曾在国内的海关、教育、铁路行业多有任职，留学回来后，创办德大纱厂，施展平生所学，践行实业报国。他自己把科学管理理论作了灵活变通的运用，并倡导中国实业界“引伸触类变通，化裁而妙用之”。在他看来，管理的实质，是“节省时间精神物质而已”。可是，中国实业的失败，多数源于傲慢、疏忽、舞弊、幸求等劣根性，“无管理之术”，而补救的办法，便是应用新式管理方式。

所谓新式的管理方式即泰罗制，主要是通过具体每个任务的设计和分解，来促使生产组织结构的变革，以严密的职能管理机构放任管理，制定激励性的工资制，建立规范的生产工艺流程。穆藕初虽然深得泰罗制精髓，却并不刻板地削足适履，而是以纱厂实际情况来变化动用。比如，西方劳动力成本高，管理重在节约人力成本，激励工人提高生产速度，而中国的劳工成本低，穆藕初在德大对工人的激励，则是谁能节约原料，谁就能得更多奖励。

他推行以泰罗制为指导的企业管理制度，主要的措施是：一，废除华商工厂中常用的工头制，建立以工程师、技术人员为主的生产管理体系。二、实行总经理负责制。总经理下设科室、车间，主要由工程师和技术人员担任并负责制定生产操作程序，使生产处于有序管理之下。三，建立严格的财务管理制度。改变旧式的单式记帐方式，采用新式的复式记帐法。穆藕初设计了生产流程簿记规格，并要求企业积累资本，增加公积金。四、公开招工，废除人身奴役制度。五、建立监督和协调机制。公司总经理由股东考核，由董事会监督指导，避免徇私或内耗。

新式管理方法为德大纱厂带来非常大的实效，它的产品质量不仅超过华商同行，也超过英日洋货，德大公司成为棉纱业生产的榜样，参观学习者络绎不绝。穆藕初所管理的三家纱厂，在好年景的盈利都远远高于同行，而在萧条时则损失比同行少。穆藕初说：“这不能不说是实行科学管理的结果。”

尽管穆藕初管理的公司后来遭遇棉纺业危机、军阀混战、债务危机、股东争端而流败，但他一手拉开了新式管理在中国开花结果的序幕。穆藕初还破除了泰罗制中对人的积极性重视不够的不足，着重把人才作为专门问题进行研究，并把人才看作企业成败的关键，把选才、用人看作是经营管理的首要问题，指明“人才为事业之灵魂”。其创新性还在于，跳出泰罗制的作业管理和生产管理，还对人事、财务、营销管理都进行独到研究和运筹。

穆藕初在1933年发表自己的梦想：“政治清明，实业发达，人民可以安居乐业，便是我个人梦想中的未来中国。”他传播和运用新式科学管理方法，实际上正以一己之力，为当时乃至后世的当代，对保持同样梦想的企业家，作了先驱和表率。【By 陈标杰】（完）

从一个普通名称的变化可折射出一个时代的大转变。在“纯碱”这个词由实业家范旭东倡用之前，碳酸钠这种工业品长期被冠以“洋碱”的叫法。“纯碱”取代“洋碱”意味着某种权力的转移。不错，在范旭东这位31岁的湖南人于1914年建立中国第一家精盐公司之前，偌大的中国，吃用的食盐都来自外国；在他于1918年创立中国第一家制碱公司之前，作为化工业基本原料的碱、硫酸、硝酸亦为外国公司所把持。范旭东用后半生整整30年的时间励精图治，创建“永久黄”工业集团，开创专事盐业、碱业的近代企业，成为我国化学工业的拓荒者和奠基人。

范旭东曾在日本留学，专修应用化学。他深知，要实现国家富强，就要兴办工商业，而盐、碱这种关乎国计民生的基础产品，长期来受外国公司控制，对工商业发展和民众生活便利都是极大的掣肘。一日不建立酸碱工业，中国工业便一日不能独立。于是，31岁的范旭东置身到天津塘沽考察盐滩，发愿创办中国的精盐公司。他终于集合了一些社会资本，挫败外国公司的收买意图，又冲破国内盐商旧势力的阻挠，建成国内第一家精盐公司——久大精盐公司。在技术上，工业化生产出纯度达到90%的精盐乃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而冲破国内外盐商势力的把控而获得市场权力，彻底开辟了一项新事业。

1920年，范旭东在天津创办永利制碱公司。他认为，企业在市场上示弱于外国公司，也意味着国家实力的软弱。因此，他在公司股东和职工支持下，立足于民族工业的发展，主张“永利制碱担负着发展中国民营化工事业的任务，是成是败，全在于我们本身的力量和奋斗的结果。”努力运筹，自主研究技术，去国外购买到最先进的生产设备，击败了英国垄断商卜内门公司的围堵和倾轧。永利逐渐发展成亚洲最大的制碱公司。

然而，商业数字并不是范旭东办实业志向的唯一尺度。他要推进全国工业的近代化，输出产品和输出技术并驾齐驱，“以服务精神，冀于中国工业建设有所贡献”。1922年，为加强对化工科学的研究，范旭东在原久大化学实验室的基础上，将其扩建为近代民族工业企业中第一家民办的科学研究机——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至此，“永久黄”企业集团确立了。

黄海社极其重要的意义就是，它承担了范旭东的技术社会化的构想，帮扶了国内众多的新兴企业进行产品、技术的改造创新。黄海社并不以营利为宗旨，对国内企业“均经尽力协助”；对于永利的顾客在制造和技术上“有自觉困难之处”，则“尽力代为研究”。为了更好服务中国工业，范旭东于1935年在南京创办中国工业服务社，目的非常明确，通过提供技术支持和相关服务来“代人设计工程，并辅助工业实施”，拯救处于危机中的中国工商业。服务社成立仅两年，便为大批国内公司进行卓有成效的服务，比如为河北同和机器染织厂改良软水，为天津旭升料器厂改良灯罩，为甘肃光明火柴公司改良火柴质量等。

1937年，范旭东备尝艰辛地完成中国基础化工业的最后一个空白——他创办了南京硫酸铔厂。该厂的建成，不仅为中国的农业第一次制成了化学肥料，同时也为工业制造了大量的硫酸和硝酸。至此，范旭东激动地说：“中国基本化工的两翼——酸与碱已经长成，听凭中国化工翱翔，不再怕基本原料缺乏的恐慌了。”

74年前，范旭东为“永久黄”集团订立的四大信条：一、我们在原则上绝对相信科学；二、我们在事业上积极发展实业；三、我们在行动上宁愿牺牲个人，顾全团体；四、我们在精神上以能服务社会为最大光荣。”蕴含其中的坚韧和真挚，放到这个时代，依然可以成为企业家的一种精神方向标。【By 陈标杰】（完）

冠绝于美国金融业高山之巅的J.P.摩根于1913年逝世两年后，中国一名毕业于美国名校的34岁青年人陈光甫在上海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多年后，陈光甫被史家誉为“中国的摩根”。

在陈光甫的时代，对于新兴工商业的资本渴求和普通公众的便利需求，当时的银行业颇难以回应：曾经以“汇通天下”自许的中国旧式票号、钱庄业为传统所拘，正在风雨中凋零；外国银行在中国已先期耕耘超过50年，把持大宗、高端的洋商、官商业务；中国的官办银行受当局控制，过从往来的多为政商巨贾，并不涉及到更为普遍化、社会化的服务。陈光甫多方筹资，仅得到区区近10万元的资本而奋力开设银行，正出自他对新兴银行抱持着朴素却非凡的理想和信心：“服务社会，顾客至上”。

银行冠以“商业储蓄”之名，透出陈光甫的独到用心。他的一大创举，便是为普通的公众提供小额储蓄服务。当时，银行业普遍乐于追求商户的大额存款，而不屑于为公众的分散的小额储蓄提供服务。然而，陈光甫认为，从业务上，吸取小额储蓄可以聚沙成塔，同样能够促成银行积累巨量的存款，并且服务于普通公众也可以使这家实力微小的新银行扩大影响。因此，陈光甫开创“1元开户”业务，为市民办理小额储蓄、养老储蓄、代收水电费等较为繁杂却贴近市民生活的便利服务。为此，陈光甫还设立银行办事原则：要不辞琐碎，不避劳苦，不图厚利，为人所不屑，从小做起，时时想办法。

这一金融创新使他的银行声誉日隆，并且成为社会分散资本的蓄水池。尽管以今日的眼光来看，银行业为百姓提供生活便利已是基础业务，但在其时，这也浸透着陈光甫作为新一代的银行家迥异的远见和抱负：“私人企业之目的不仅为盈利，而兼有其理想，即为服务社会，不外为增加对社会之便利，提高人民之生产能力，与乎惠及一般就业水准。”

在这类似纲领性的思想之下，上商行把进一步有所作为的领域放在扶持新兴工商业上。尽管对货币与社会的意义，古代贤达早有很多高论实操，但近代较早较完备的银行识见，可追溯到近代第一批实业家、启蒙家郑观应。他总结银行在国家经济中的作用，“泰西各国多设银行，以维持商务，长袖善舞，为百业之枢，以浚财源，以维大局”。陈光甫的宏论似乎可见到郑观应的影子，并且以他操持上商行的业务，更为直接地标举出他扶持新兴企业的志向：“一国工商业之发展，全恃金融机关为之枢纽”。

上商行和近代工商业的命运非常紧密地融合在一起，它不仅吸纳了一批如张謇、荣宗敬等新兴实业家的资本入股，也以辅助工商为宗旨，对新兴的工商企业大量放款。为了复制张謇的大生公司，上海实业银行在江苏南通设立分行。1934年，荣宗敬家族的下属纱厂因向外资银行举债太多，面临破产清偿危机，陈光甫联合多家华商银行，向它放款还债，帮其躲过劫数。在1930年代，上商行每年的款中，约1/3流向工商企业。

商业放贷的风险很高，陈光甫为此极其重视信用，称“办银行者第一在于信用”，标举诚信为本。创办初期，银行业热衷于跟政府进行公债投机，成本低而获利丰厚，可是却置信用于不顾。上商行坚决抵御诱惑，不参与公债投机。在对工商业放贷上，陈光甫提倡“对物信用”，从一般银行放款对借款人的熟悉程度、资产的多寡为依据，增加到对企业的资产、经营实力、人格的综合权衡，完全以新式银行的方式办事。

创业十年后，上商行的储蓄总额达到了3244万元，位居全国百家银行的第五位，其存款数额为创业时的50多倍，而平均年盈利增长超过%。陈光甫则因其卓越的眼光和操持能力，长时间被推举为上海银行公会会长，成为金融界领袖。时至今日，陈光甫首创风气的服务社会、扶持工商的宗旨，已成为中国银行业最基础、也最根本的共识和宗旨，成为国家上升路径的常识。【By 陈标杰】（完）

浪漫理想通常不是企业家所固有、必须有的品质，因而，心里抱持某种大图景理想并为之操持往还的企业家，往往是极少数的卓越人物。20世纪初，儒商巨臂张謇在江苏南通以开设大生纱厂为肇始，开创出中国近代工商业的一代风气，他秉持“实业救国”的思想，耗费后半之心力，终为心目中开辟近代工商业以富国强民的抱负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直至今天，他的思想和当今企业家们所抱持的一种基本信念互相映照：工商发达则国家兴盛。

张謇是晚清状元，然而他所施展的抱负，却推动了新兴的社会生产形态——新兴工商业时代的到来。他弃儒从商，正出于对新的社会思潮的前瞻。当时，“富国强兵”梦已经失落，“实业救国”成为志士的热望。张謇敏锐地认识到，“国非富不强，富非实业不张。”由于具有非凡的国际视野，张謇从西方诸强国的崛起道路中领悟到，“欧美各国，工列专科，日本崛兴，先图工业。”

而兴办实业的关键落点，正是他的“棉铁主义”：“棉铁两业可以操经济界之全权”。他认为棉花与钢铁一为人民生活必需品，一为机器制造业所必需的，也是当时有较大利润空间的产业。由于对钢铁业不熟悉，于是他专心致力于棉纺织业。张謇他人生的灿烂时期也从办厂开始。从19世纪末到1926年的30年，张謇创办大生纱厂，步步使之营建为中国工商业的典范。

然而，打破旧体制殊为不易，筹资难题始终折磨着张謇的经商人生，虽然是办新式企业，早期却仍需要官股的支撑；虽然引进西方先进的公司形式，采用董事会管理机制，但是30年间大生公司大小诸事的拿捏，却又往往维系于张謇一人身上，倚赖他在政商、民间的声名和交游能力，尽管他常常感到周旋其中的困苦疲累，却以惊人的隐忍来始终承担。大生公司兴盛之时的资产超过2000万两，是当时工商企业翘楚。在张謇的时代，美国总统柯立芝说出一句名言，“一国的事业系于企业”(The business of a nation is business) ，指明工商业乃是社会发展的根基，国家兴盛的路径依赖，便是工商业的羽翼丰满。这和张謇在内的中国新兴工商企业家的“实业救国”论可谓遥相呼应。

实业兴起之时，张謇着手把南通建设为“新世界的雏形”，兴办教育、筑路、植树、建商店洋楼、办戏剧，把南通改造成为中国的新兴模范城市。藉由办实业所奠定的经济基石，张謇才得以在南通一地小部分地实现了救国、富国的梦想和实验。

张謇的济世情怀，很大程度上归因为传统学者的本分，比同时期其他商人更多一层儒家的修养和品格。他的抱负不仅是实业的成功，更是为富国强民。张謇认为，一切政治及学问，最低期望是要使得大多数老百姓都能得到最低水平线生活，“乃是我们儒生最大的责任”。

尽管“企业家”一词迟至1800年才在西方出现，但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的气质，在张謇这位中国首开风气的儒商身上，同样得到体现。企业家精神，作为个人或机构的显著的特性，不仅个性品格，具有最直接影响的行为。张謇的实业救国的思想、视野以及他以旧状元而转变为新式商人、近代企业主的身份演变，则体现出某种中国原生态的企业家精神。

然而，大生公司的黄金时代因为一战后的时代变局而渐渐失去市场，也因为张謇“以工厂办社会”而背上沉重负担，终于淡入历史。然而，作为中国新式工商业的开创者和管理经验的集大成者，并且卓有成效地践行“实业救国”，经历时代变迁之后，现今的中国工商业，仍可从张謇的一时一地一人的人生跌宕中，依稀找寻到一种精神的灯塔。【By 陈标杰】（完）

学弹琴曲《听松》，分几次总共用了三四小时，总算把两年前学了一半的这首改编琴曲弹下来了。这个曲子是南京古琴家成公亮老师改编、配指法的，原作是瞎子阿炳的同名二胡名作。《听松》所表达出的情感和精神，如成老师所述，“表达了一种刚毅不屈的精神、磅礴的气概和深沉的思索”。阿炳录音的3首二胡曲3首琵琶曲中，《二泉映月》一直最广为传颂，而《听松》的艺术价值、感染力丝毫不在其下。它的曲情是，乱世之中卧听松涛，悲愤之中心存刚强，哀而不伤，怒而不怨，艰难求索。

我孤陋寡闻，是听到成老师的琴曲后才知道阿炳这首二胡曲的，听了深受感染。成老师将它移植成古琴曲，认为这首二胡曲从风格、技法上非常适合古琴的演绎，简直可以颠倒过来，好像是以古琴曲来创作而放在二胡上演奏。

琴曲《听松》约3分钟，成老师融入其中的散板、跌宕、灵动的多样表达，集中地延续他擅长的广陵派技法风格。由喜欢而学弹，我每弹下来，都有积闷得以排遣、双手触感开放的畅快。此前学弹《忘忧》，也是如此。《听松》当是古琴界的打谱、移植的一个完美作品。

成老师的琴风淡定从容，琴如其人。个性和琴风融为一体而鲜明特别，老一辈琴家如管平湖、张子谦先生尤其如此。现在许多古琴达人，弹琴技术技巧高妙，但琴曲似乎总缺乏意气。西方乐器大多音量大，靠物理性的、精确的声响来构筑曲情，中国古琴音量小，更多地是意象地、文学性地表情达意，因此，有意气、有演奏者个性神采的琴曲，才生动灿烂。【By 陈标杰】（完）

吃饭30年出头，似乎从来没了解大米这么个物事，貌似习以为常，实则全无一知半解。把貌似熟悉的事物当作未知，重新去寻找角度理解它，或许有进一步的认识。前些天回老家一趟，像以前一样，找邻居亲友们了解些农事。

下面的表格，是按照邻居们提供的大致情况来制作的，每亩（667平米，等于1.5个篮球场）水稻每年的投入和产出情况。我想要了解的是，耕种一亩水稻，在现在的农村，其价值有多少，如何体现。

一亩水稻，一个成年男子就能够耕作。每年所需要的物资投入和人工劳作次数、产出见下表。

其中，所得出的关键指标是：物资投入约812元，人工劳作次数30次，产出大米1120斤，或以稻谷卖出的市价1920元（每百斤120元），去年新增了政府话费补贴，则总计每亩水稻每年收入2014元。有了这些指标，才能做进一步的计算和对比推论。

表格中所列的种子价格，其实是口感非常好的谷种，我们当地人称作“稻公”，意思是产出的大米性别是公的，个大，口味好。这种米的老家市价约2.5元，特别糯香，我每顿饭能多吃两碗。1 0多年前，我在家参与种水稻时，谷种大部分都是叫做“杂优”的，特点是产量大，比“稻公”多两成，有利于卖稻谷换现金收入，但是口感不好，慢慢就退出江湖了。可见，现在种水稻，更多的是为了自己吃，跟大米市价比起来也相对合算。

现象和推论：

一、种田仅仅为了吃米，种田价值比打短工不好也不坏。

算一下普通家庭耕种水稻的收入吧。每亩水稻纯收入=1202元在鄙村（汕头市澄海区溪南镇银北村），每个农业户口的水稻田是0.23亩(153平米，相当于大城市两室一厅的房子两套的面积)，再无其他田地。以一个普通家庭的人数为四五人计算，整个农户家庭的水田大约就刚好是1亩地。这意味着，这样的家庭如果单纯依靠这块水田过日子，那么整个家庭的每年总收入是1200元，而已。1亩地种出的大米1120斤，其实也刚刚够4人的口粮而已（每人每天8两米）。而如果这个家庭自己不耕种而从市场购买粮食，则要付出2400元的现金。可见，农民耕种稻田，仅仅是为了以较低的现金成本（892元耕作物资投入Vs 2400元购买大米）吃米而已，由于田地太少，作为农民身份的表征，仅仅拥有的这点水田了，尽管从理论上有1200元的耕作纯收入，实际上丝毫不能带来现金价值，仅够口粮自给自足。

农民失地引起多种影响。最基本的情形是，无地（经济作物用地）可耕之下，农民无法再指望田地来维持生计和发展，更多地转向打工。壮年男子做种植、搬运、建筑、河海捕捉等的短工，平均每天收入30-60元。每天劳作的这种收入水平，仅仅相当于种稻田的理论收入（40元）。由于短工不固定，因此，打短工实在并不比种稻田好到哪里去。

二、低耕作效率，高投资回报率，但仅仅是理论上的。

如果以物资投资812元和纯收入1202元来计算，则耕种每亩水稻的投资回报率高达150%！这样高的比率，已经超过任何常规的债券、股票投资的回报率。投资界整天喋喋不休，谁又料到农民自留地种水稻这样并不起眼，却是如此高回报。

但这仅仅是理论上的。实际上，如上所说，一个家庭的自留地其实也仅有1亩，固然投资回报率算起来很高，但是因为田地太少，且分散细碎，根本不足有进行投资耕作的价值。现在的农田，靠近公路的都被开发用作工厂、加工场，地势较高的田地则被卖作果园种番石榴、杨桃、香蕉，有些被开垦成池塘养鱼蟹。压缩得不能再压缩了，才剩下这点儿水稻田，不致于冲破国家“基本农田保护区”田亩数量规定的下限。这些稻田，都是以前围海造田所得，常受海水倒灌浸淹，肥力消耗大。

不过，也存在着投资耕作的现象，但是为数很少。镇上有个人就专门投资耕作水稻，小有名气。邻镇因为玩具业发展得好，抛弃口粮田，使得开垦成片的水稻田成为可能。这个人承包了300亩水田，购置插秧机、收割机多台，听说收获不错。不过，因为要每亩要交地租400元，上面自耕农那个150%的回报率就得大大折扣，粗略比对一下，加上机械化提高了效率，他的投资回报率可能将近100%。这只是我臆测，有机会再核实。

不过，能够一口气租得300亩水稻田的人屈指可数。不是这种人少，而是可提供的田地太少，那种成片连成几百亩的田地实在少之又少。即有少数，还得有门道才能租到。所以说，水稻的投资回报率高，但田地少，仅仅是理论现象，实际上不存在大规模耕作的状况和前景。

三、价值和反价值。

多年来，米一直在涨价，相对应的是，水稻田在减少。变化由此而生。

从“耕者有其田”到失地，这加速了传统农业社会的解体，实际上暗合了趋势。从整体上看，创造社会财富的群体，越来越在于高科技产业，而农业领域的份额日渐微小，纯粹的小农耕作毫无前景。从小，父亲对我读书的最大期望其实很低，就是以后可以不用种田。还记得低温寒潮下插秧，手指在水里冻得无法伸直，雷暴下滚在泥地里拔秧，高温酷暑下的收割。分配到的自留地的减少，客观上对应着谋生途径的多样化，很多人可以离开田地，去打工、经商，或承包土地种经济作物。城镇化是必然趋势，固守田地（分散化的，不是大规模集中的）将会越来越被边缘化。

但是，失地引起的社会矛盾加剧了。普通农民其实没有别的谋生技能和手艺，也无法进工厂，也没本钱经商。农民的身份，可是没有田地，这真是难解的悖论。他们看着分配到的自留地不断减少，而更多的田地被卖掉而他们分不到钱，于是纷纷出来闹，出了很多社会事件，周边很多村都是。鄙村地几乎没了，今年好歹挤出一块地分到每人户头上10平米作宅基地（钻政策缝），卖出相当于每人5000元，皆大欢喜，没人闹事。

从社会化的角度来观察“米”这种物事，越看越枝蔓横生，须臾难清。【By 陈标杰】（完）

昨天在黑河有过惴惴不安的一小时。传说中的《中俄瑷珲条约》里面的瑷珲镇，就在黑河郊区约30公里处，想过去走走。于是在客运站买了中巴车票，7.4元，中午1点20分的车。买票后，在市区溜达。中午饭在一个小馆子吃羊肉乱炖，喝哈啤，和店主聊天。看看时间将近，不过饭还没吃完，而且下午两点多还有一班车，也就不在意，只管吃饭。后来两点十分达到车站，不料那班车已卖完，只能等第二天，但我的时间有限，非当天去不可。

怎么样也要上车去才行。我觉得，虽然座位定额，但是多挤一个人也不碍事吧。于是打定主意混上车再补票，哪怕罚几倍都行（甚至想好了，私下塞给司机或乘务员20元，让我上车。不过没机会）。看看车已进站，便走到车场的出站口，绕过值班人背后，进了车站。不料被他看到，所幸却没有劝止。径直走到车门，刚好检完票的乘客们都过来上车，跟着上去。

乘务员是个中年妇女，清点了一下人数，走了，可是车没走。过一会，一个保安上来，边环视车里，边嘀咕说：“怎么多了这么多人？”走了。乘务员又来，和司机聊着，说候车厅还有好几个人检票，可这车里咋这么多人呢。又埋怨检票的人疏忽大意。我心想，完了，要是查票，就得被踢出来的，也默想该如何求情让他们不赶我下车。奇怪，乘务员并不查票，回站里又过来，似乎把事情弄清楚了似的，把一个十多岁的胖小孩揪下车，还埋怨这小孩“坐车都不懂得咋整的”。那小孩也没辩解什么，估计还没弄明白，车就开了。我一边心里石头落地，一边觉得很愧对那小孩。

这么想着，车在出站口又停了，乘务员又跳将出来，领来一个人，把另一个大男孩给揪下去，说他是瞎混的，把整车人给折腾的。。那小孩估计还没明白“咋整的”，车就走了。终于上了道，我大松一口气。

从乘务员和司机对话知道，乘务员非常专业敬业。不含糊。她有一套记住乘客的方式，那就是，她会记住半路上的站有多少人准备下车，下车时还会数人数，以免有些人忘了下车。我暗暗叫苦。从他们这种办事一条不紊甚至有点死板的风格中，我猜要是我实情相告，肯定要被赶下车，还要为刚才的折腾负责（多了不止我一个，还有四五个，因为他们是小童，所以清点人数就个人口径不一样），被整车人骂，最关键的是行程就玩完了，因此，就不提出补票的事，还安慰自己说，我是买了上一班车的票的，也不算是恶意逃票。

心里不安地到了瑷珲，乘务员说这个站有5人下车。我最近车门，赶紧第一个下，就往博物馆走去，赶紧买了票进去。果不其然，我进馆前，车没马上就走，似乎是查出下车的人多了，然后一问或一查票，马上就能判断出是我这个车里唯一的南方人“逃票”。依稀听到有人骂说“连几块钱都赖。”我赶紧躲进馆。每人进来折腾，谁也犯不着耽误行程吧。我这一趟可就担上恶名了。

我混上车有我的一厢情愿的想法。我觉得车里多一个人，并不至于威胁到交通安全，自己也能如期继续行程，整个是利己不损人的。至于被揪下车的人，似乎他们真的也是混的，乘务员也说检票的人多放了5个，于是我还不算害人。

这种想法是从此行前一天的哈尔滨境遇所触发的。五一早上去哈尔滨火车站买黑河的车，排队的人太多，生怕排到我时车票已卖完，于是电话查代售点的电话，对方说剩下硬座票。有票就行，马上打车过去。对方在文昌街128号，出租车司机不知道所在，走到单数的街边，因为要到路的另一边，车不方便绕，我于是下车自己走过去。不料文昌有些弯曲，半路又接了文化路、文锦路、文什么路的，难找。虽然有打订票点的电话过去问，但是最可气的是，好不容易摸到122号，却是文昌街的尽头！此时已过了一小时！

决定找别家买，否则时间过去，票肯定买不到了。拐进文什么路，看到有代售点，可是连硬座票也卖完了！气愤！还有站票？赶紧买！

让我气愤的是，在我打车去代售点时，坐上车1公里内，看到了五六个代售点，但我想，既然打电话说要过去买，就过去吧，况且对方说地点很近很好认（打车16元，到另外的区了）。这是我死板之处，其实散客打电话买火车票，相当于是项查询，对方说有票，我说过去买，并不等于散客跟它立了买卖合同，不去买也没什么，；对方也显然没有先出票再等这个人上门来付钱的约定和习惯。我若经过几个代售点时便下车买了，属于“不损人但利己”。但结局是，非找这家去，一番折腾后，只能买到站票，“利他却害己”！真是又何苦又何必。

正是由于这个经历，我从黑河去瑷珲混上车的行为，是吸取死板受害的教训，也考虑到这是“利己又不损人”的。如果说，买票的事是信守承诺（尽管那不是承诺），混上车的事是扰乱秩序（放在头脑灵活的地方，中巴车里多载一个客并不超载，我也不必这么有愧意），那么这两个事就好像一正一邪。恩哪，其实，难为正邪定分界。【By 陈标杰，黑河网吧，即时】（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