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这样一个“自媒体”的时代，每个人都成为了信息传播的媒介，都可以自由自主地发声。这个时候，面对浩瀚如汪洋、良莠不齐、真伪难辨的资讯，我们的处境其实是微妙而危险的。所谓危险，是指我们的态度常常自觉不自觉地被裹挟进所谓“大众”意愿，盲目而盲从，不问来由，不论真相。所谓微妙，是指信息多元时代看似鼓励个性和锋芒，但受制于话语主体话语威权的强弱，受制于大众舆论标新猎奇的本能趣味，真正带有独特性和发现性的观点容易受到集体无意识的宰制——大家从追求个性出发，走上的却是一条趋同的道路。余华及其新作《第七天》，正经受着这样的考验。从网络上的“民意”来看，几乎是一边倒式的批判，而绝大多数批评者都在指责作家不过在“攒段子”，只停留在“新闻串串烧”的层面。我以为，对《第七天》持上述批评意见者，有相当一部分人是连书都不曾读过的；因为若从小说的内容构成来看，所谓新闻事件占据小说整体篇幅的比例其实很低，而且并不构成小说的情节主体，只是作为补缀和附带元素而出现。可以说，针对《第七天》，大众的态度似乎变成了对态度的态度，人们对严肃地分析和讨论一部作品没有太大兴趣，只是根据道听途说和微博言论，想当然地表达并无个性的个性。仅此而已。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作家从新闻事件中取材的做法既不值得惊诧，而且无可厚非。任何一位写作者，他的写作素材要么源于自己的生活经验，要么来自自己的观察、阅读以及对他人生活经验的创造性移用。作家是写自己经历的生活，还是写媒体所描述、所报道的现实，其实是无关紧要的。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是写作从哪里出发，而是写作最终抵达了何处，要把读者带向什么样的远方。

如上所述，并非是对余华和《第七日》所做的刻意辩护。事实上我想表达的是：在资讯泛滥的时代，我们要做的不是在媒体观点和“公众意见”面前随波逐流，而是更应当捍卫自己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的权利，回到文本或者事件的现场，说忠于自己思考的话，道人皆未道之言。众语喧哗之中，我们对《第七天》的阅读和思索，有必要回到这样一个前提，或者说起点。

读完《第七天》，我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这是我所熟悉的余华作品，我读到了自己曾经无比熟悉的余华；当然，这是相比上一部《兄弟》而言的。这本小说带给我的亲切感，远胜于陌生感。可以这样说，如果有人让我推荐一部足以代表余华全部写作风格的作品，我以为就是《第七天》，不太可能有别的选择。这个观点，我相信余华先生也不会否认。从《第七天》里，可以看到余华过去二十多年小说写作的轨迹，留下了他大量作品由内及外的风格印记——《活着》里的夫妻关系，《许三观卖血记》里的父子关系，《十八岁出门远行》里世事的乖戾与荒谬，《古典爱情》里的阴阳两界、人间地狱，《现实一种》当中无目的的杀戮，《世事如烟》里的如烟世态、不可捉摸的宿命和人物与人物之间若即若离、诡谲多端的关系……从文体的角度看，《第七天》也是对余华此前小说写作形式的一次集中操演。比方说，作为一种美学修辞范畴的“重复”，一直是余华小说的标签式特征，在《活着》、尤其是《许三观卖血记》里得到了高频率且深富意味的使用。《第七天》里警察张刚和李姓男子悔棋的段落，采用的就是这样的写作技巧。这样的文字，留下的是属于余华的烙印，而且只属于余华。是的，经过《兄弟》面向现实的探索与困顿，我所熟悉的余华又回来了。《活着》一直被公认是余华的代表作，但我以为，《第七天》跟《活着》相比，它更能全面地代表余华不同阶段的创作风格，像是余华写作生涯里一次有心或无意的集萃。

《兄弟》之前，余华包括《活着》在内的几乎所有小说，都游离于缥缈不定的历史或现实环境之间，在虚构的时空中，作家用“虚伪的写作”（余华语）来抵达更深刻的真实——关于现实，关于历史，也关于人性。众所周知，余华对世界和人性的理解是坚硬和冰冷的；对这位“血管里流淌着冰碴子”的作家来说，罪恶、杀戮、鲜血、暴力、凶残、冷漠和荒谬构成了他的文学世界，也印证着他对历史本源与人性本质的理解。简言之，余华过去习惯于从虚幻与“虚伪”处着笔，经由象征的方式，最终抵达现实。由虚入实的象征型写作方式，是余华作品独一无二的风格标签，这种风格与作家一直所推崇的卡夫卡、川端康成有着微妙的呼应关系。反观《第七天》，我发现一个深有意味的现象：在这部小说里，余华此前小说中那些在“虚伪”的时空中发生的一切——暴力与凶残、血腥与冷漠、荒诞与诡谲——陡然从阴风惨惨、飘忽不定的虚拟时空中抽身而出，在一个具象化的时代被统统复原了。余华笔下那么多匪夷所思、荒诞不经甚或令人毛骨悚然的人与事件，在《第七天》里，居然以真实的面目出现了（它们的确脱胎于当下中国的现实）。余华曾经说过：作家所有的想象，都抵不过现实的精彩。他的《第七天》似乎也在宣称这样一个事实：在现实的荒诞面前，想象和虚构是苍白无力的。于是，作家放弃了虚构的努力，转而面向书写现实；于是，我们看到的《第七天》，所有荒谬、残酷、冷漠从以前文学的能指变成了所指，真实的荒诞变成了荒诞的真实。可以想象，余华写下《第七天》这些真伪不分的文字时，内心是悲凉刻骨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作家对于文学写作边界的反思，也可以读出一个思考者对于现实毫不隐瞒的态度。

延续上述视角，我们再来看《第七天》对一桩桩时下新闻事件的援引。只要读过《许三观卖血记》和《活着》，不难得出结论：余华对叙事纯度的追求是有洁癖的。作为一个有着三十年写作经验的小说家，余华不可能不知道零散事件的介入会干扰、阻断甚至破坏叙事的整体感和流畅性。这更像是刻意为之，包含着一种对荒谬现实的拒斥性表达。而这种表达传达出的体验是：阅读的不适和生存的不适是同步的。我们阅读《第七天》文本所产生的荒诞和不适应感，跟我们体验现实时感受到的不适和荒诞，形成了一种微妙的互文关系。在这里，文本的构造和现实的构造达成了共鸣——从物质到精神，从情感和思想。在这个前提下，文本和现实所共同揭露的生存荒谬感，就像北京的阴霾一般如影随形，我们不管愿意或者不愿意，都会遭遇，都会猝不及防。这是象征，也是不容回避的真实。

余华在他著名的随笔《虚伪的作品》里，曾经这样说道：“小说传达给我们的，不只是栩栩如生或者激动人心之类的价值。它应该是象征性的存在。而象征并不是从某个人物或者某条河流那里显示。一部真正的小说应该无处不洋溢着象征，即我们寓居世界方式的象征，我们理解世界并且与世界打交道的方式的象征。”对余华来说，“现实”的规律或结构不是世界所呈现出来的外在面貌，它是一个不可捉摸的存在，它遵循的不再是现实意义上的时间，也不会有固定的逻辑秩序；它是对一切陈习和常识的刻意违背，它是穿透物质现实之后对世界的一种象征性的把握。从《十八岁出门远行》到《世事如烟》，从《在细雨中呼喊》到《活着》，余华的大部分小说都充溢着这样的象征性，通过抽象、变形、异化的“虚伪”形式直抵历史的真相和人性的真实。如果说，在《兄弟》以前，余华的写作是从象征或者抽象抵达真实的话，那么到了现在的《第七天》，则完全反了过来。《第七天》不同于余华此前的小说从象征抵达真实，而是从可感可知的现实出发，抵达了荒诞和不可理喻，从真实上升到了象征。

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我忽然理解了《第七天》的写作诉求：它从现实出发，将眼见耳闻的人和事整合成了一个象征性的能指，以寓示整个时代的荒谬和不可理喻。通过这部小说，余华描述了一个充满幽默感的“真相”，幽默来自于荒诞在今天的中国变成了实体的经历，变成中国和中国人实实在在的生存本身。我们可以拿《活着》来举例。《活着》探讨了人在酷烈环境下的存在，将存在的意义归结为存在本身（余华语：“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第七天》在《活着》的命题上继续解构，作家悲哀地洞察到：面对今天的现实，个体已经无路可退，连存在本身都遭到了质疑，连为活着而活着也失去了意义；所以，余华没有让他的主人公杨飞像《活着》里的福贵一样苟活，而是以怪诞的方式死去，游离在阴阳两界，死无葬身之地。从《活着》到《第七天》，余华都在以哲理的方式观照历史和现实境遇中普通人的命运——当然，作家提供的答案是悲剧性的。

《第七天》以杨飞为线索，写了阴阳两界。放在中外文学的视野里来看，“幽灵叙事”并不算新鲜，但是用以描绘当今中国和当今时代应是首创。我们读过但丁的《神曲》，它虽然有强烈的神学色彩，但包含着启蒙和反蒙昧主义的精神立场，这种“幽灵叙事”的背后有精神辉光的指引。可是，余华的《第七天》一如既往地冷漠，冷漠到不给人提供任何的精神出口。余华在小说里所书写的“那个世界”，之所以比照“这个世界”让杨飞等人更加有存在感，仅仅是因为“那个世界”拥有太多“这个世界”所缺失的东西，比方说温情、平等、公平、和睦、爱。所以说，“那个世界”承担的仅仅是弥补“这个世界”残缺的功能，仅仅是作家对“这个世界”的一种弥补性的想象，用以比照当今现实的冷漠、混乱、荒谬和不平等。从这个角度来看，《第七天》的“幽灵叙事”仅仅是一种叙事上的技巧，“那个世界”并不是鬼、灵、神的世界，它并不存在，只是作家比照现实所想象出来的别一种现实而已。归根结底，彰显的依然是作家对于现实的一种态度。这一点，既有可能是《第七天》的特点，也容易让人意犹未尽。人间与所谓的“灵界”，差异到底在哪里？这种差异到底是内化的还是外在的？既然连活着都没有了意义，那么，人应当往何处去？有没有超越于苦难和荒诞之外的一种博大的精神旨归？当然，这个问题可能通往了宗教，而中国百年以降的现代文学，宗教传统长期以来是缺席的。总而言之，就我个人的阅读感觉而言，《第七天》对人的存在没有提供精神出口，这一方面凸显了小说无限逼近真实的特点，但另一方面，有可能导致小说在控诉和揭露时代病苦上止步不前。当然，于一部直面现实、致力于留下时代症候的小说而言，这也许是一种奢求罢。

一个作家和他所处的时代，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这是一个值得深究的话题。对作家来说，写作是无限自由的，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写作态度和写作方法的自由。今天的许多文学批评，自身的立场是存在问题的；一个作家因为不直面现实，就批评他独守“蜗牛庐”，丧失知识分子的情操和抱负；如果一个作家敢于对现实发言，又批评他放弃了美学追求，陷入了文学社会学的庸俗窠臼。我以为，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脱离社会现实的写作未必是高尚的，和社会现实眉来眼去的写作也未必低俗。我们更应该深究的，是包括余华在内的这一批足以代表时代文学高度的作家，他们到底以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面对和穿越现实。

鲁迅先生曾说过，惟愿攻击时弊的文字与时弊一同消亡。大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依然只是一个幻想。所以，今时今日，像余华这样的作家依然只能怀着与俗世“同流合污”的勇气，在文字中强悍地生存下去。于文学而言，这是喜，是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