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在捱不过编辑朋友的热情，《长沙晚报》之《才子说话》专栏要开张了。

时长：一个月；数目：5篇。待我有闲时慢慢写来。

第二十个教师节来临的时候，我年满二十八。二十年前我上小学三年级，有一次在课堂上兴致勃勃画关云长舞偃月刀，冷不防更年期的数学老师咆哮而至，“咔嚓”一声脆响把我的彩色铅笔折成两半，然后舒展长臂远远扔出窗外。当时的我眼泪汪汪，可心里却在寻思着两个问题：A，阿姨的力气真大唷！B，我的被折断的心爱的彩色铅笔，悲惨地躺在教室外的水沟里，下课后拾起来还能写出颜色来吗？二十年过去了，数学老师挥臂划出一道美妙弧线的情景清晰如昨呼之欲出，而那个数学成绩从小学一直糟糕到大学的小屁孩儿，一个学校一个学校地辗转，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地悠荡，在中国现行标准教育体制下22年服刑期满（或曰“把牢底坐穿”）后，终于如愿以偿熬成了“奔三”一族。春节回长沙，在灯光暗淡的KTV包房里，当年的大学兄弟们勾肩搭背，一个个挺着渐渐隆起的肚腩，卖力地唱起年轻的歌曲。歌声越嘹亮，内心的沉默越是无边无际。犹如一群站立在落日余晖中的过客，挥舞着细小无力的胳膊，向远逝的青春告别。

我把青春一古脑献给了校园，而且，将要继续奉献下去。去年学位授予典礼那一天，照完毕业照，我把不知道被多少前辈使用过、经年累月散发着古怪气味的学位服迅速扒了下来，然后头也不回，走进了六月里焦灼的阳光。居然，我的学生时代居然结束了！这是多么令人亢奋的事情。记得曾有一段日子，我懊悔自己用如此波澜不惊、缺乏创意的方式书写了前三十年的生活。这些年来，一次次听闻老同学们把事业搅得风生水起，把居家的日子过得活色生香，而永远龟缩在集体宿舍下铺的我，只能把手头读不到尽头的书狠狠扔到床的另一头，然后目光呆滞地翻出沾满尘灰的旧照片，看一看留在记忆中曾经意气风发的自己，重温当年那些响亮而空洞的诺言。

将近而立，我热泪盈眶地拥有了第一份正式职业。时间开始了，有血有肉的生活朝我扑面而来。大半年以后，我愿意用欣慰的心情来描述拥有“职业”后的感受。是的，我成了一名快乐逍遥的教书匠。平均两天一次，往返加起来要在830路公交车上呆一个半小时，在北京东三环和西北三环之间勤奋地穿梭。周三的课安排在早八点，为了避开令人色变的车流高峰，我得六点一刻爬起来，哼着“人潮人海中，是你是我……”，在晨光中汇入像蠕虫一样灰蒙蒙的三环路。每周有四个小时合计二百四十分钟，属于我和我年轻的学生们。他们的一颦一笑（哪怕是他们中途逃课的矫健身姿），都让我领受到年轻那蛊惑人心的力量。年轻的他们捧着书和笔记本，在古老的座位上坐下尔后离开，常常把我的思绪扯回自己的大学年月——那些花样年华其实并非遥远，却氤氲着一层淡淡的梦的底色，潮润而迷离。我习惯让自己的课堂充斥着一些不安分的元素，我更愿意以蠢蠢欲动的心态来迎接挑战；生于八〇年代的大学生们——无论是虔诚的疑虑，还是叛逆而饱含个性的质疑——常常能最大限度调动我知识与阅历的积累，激发出我倾诉的激情和欲念。前不久，有一位同学对我说：梁SIR，听您的课就像在听谈话节目。我是通过手机短信接受这条信息的，所以无法通过言说者生动的脸部表情来揣测这句话的褒贬含义。所以，我选择了不卑不亢的回答——宣讲还是对谈，形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否如蒙田所说，运用了“有血有肉的语言”。

熟悉我的朋友也许会了解，我并非是一个多么容易知足的人。但在这里要特别申明的是：迄今为止，我对目前的生活和工作状态可以说“相当”之满意。如果要寻找原由，我依然要借用“有血有肉”这个词语。于我而言，生活的“有血有肉”在于：质地纯正而饱满，状态繁碌而有序，当然，精神要是自由的，心情要是轻盈而愉悦的。

我置身于这种生活之中。所以也像贫嘴张大民一样，找到了自以为是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