挣扎在泥淖中的票房

与前辈们相比，“第六代”也许是生不逢时的。自他们诞生之日起，就注定直面“彼岸之狼”的强悍入侵，从而在本就萎靡不振的中国电影市场中踉跄不堪。在境外影片给观众带来空前的“视听奇观”，迅速成为与国产电影争夺市场份额的一个强大对手的时候，面临好莱坞大片喧宾夺主、咄咄逼人的浩大声势，我们不得不承认：“第六代”导演的影片票房实在是“惨不忍睹”。而对比其它国产影片的市场行情来看，更让我们瞠目的是：在40%—50%的这一可怜的国产影片份额中，“第六代”影片居然只能分得10%多一点的“一杯羹”。在电影市场上的全面败退，已使“第六代”濒临着无路可退的绝境。

不可否认，在“行走的一代”——“第六代”导演身上，我们看到了直面现实的惨淡、逼近生活本质的勇气。然而，与同样以记录方式关注现实、同样来自“第三世界”却屡创票房佳绩的伊朗导演阿巴斯相比，“第六代”的许多作品还缺乏真正的记录精神，他们过于迷恋于个人体验的表达，他们的“记录”没有建立在对平民大众真诚、平等的尊重和倾听之上，也缺少对生活本质的敏锐、勇敢、不屈不挠的质疑、拷问与思索。正是基于这一些，“第六代”试图从市场突围之时，不得不被冷清的剧场和漠然的观众一次又一次无情地拒绝。

以内蒙古电影制片厂名义出品的《头发乱了》，应该说是被官方认可的第一部“第六代”电影。从市场的角度来分析，应该说《头发乱了》有它自身的“卖点”：对文-革浩劫的描述，一个女人和两个男人的标准情爱纠葛，中国人对转型期现实的困惑……这一切原本都是支撑票房的催化剂和强心针；遗憾的是，影片仍旧深深烙下了“第六代”们共同的精神标记——极富叛逆精神的摇滚乐成为了影片的形象“商标”，镶嵌了1000多个镜头的MTV式的“摇滚电影语言” 完全超出了观众视觉和心理上的承受极限，尤其致命的缺陷还在于：管虎对情绪表达的刻意追求，使影片情节埋没在漫无目的的私人化体验当中。这样一来，人物的喜怒哀乐失却了坚实的生活依托，自然也难以激发人们的情感共鸣，票房的颓势便不可扭转了。“第六代”接下来的几部影片，如娄烨的《周末情人》、李欣的《谈情说爱》、阿年的《城市爱情》等，在不知疲倦地向观众展示“先锋”、“前卫”的同时，同样在国内电影市场上如泥牛入海、了无波澜。

如果说，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第六代”缘于初生牛犊的锐气和急于反抗传统、谋求突破的浮躁心态，对“艺术性”的追求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对市场票房的忽略的话；那么，九十年代末的一些影片依然少人问津，则可以归咎于创作者叙事能力的匮乏和对电影产业化规律的错位认识。一如章明的《巫山云雨》，具有先锋意义的三段体叙事、非逻辑的情节组接、现实场景与魔幻色彩的任意交织；在“纪实”表象（呆板的画面和木讷的表演）的遮掩下，它轻而易举地颠覆了传统的电影叙事模式，转而呈现出一种神秘主义气息和元叙事、元话语的解构形式。——不难想象，面对这种类型的电影，普通观众自然是一头雾水、不知所云。诚然，我们应该以一种艺术的宽容精神来看待文化转型期纷繁复杂、旋生旋灭的影视现实；但谁也无法否认的是，“商业”这柄利剑一开始就高悬于“第六代”的头顶之上，每一次刻意的逃避，都将在他们躯体上留下自绝于观众与市场的“异教徒”似的醒目伤疤。

让我们多少感觉一些欣慰的是：度过跨越世纪的苍茫之旅，“第六代”自我身份认同的强烈愿望已经相对淡漠，他们的先锋姿态终于有了大幅度的收敛。终于，他们有了获得中国本土观众、社会规范和中国市场认可的希图。近年来一批“第六代”导演市场化策略相对成功的运作，预示了这一群体某种程度上的转型——有必须澄清的是，“市场化”的转型在这里只是一个躯壳，更重要的是与“市场化”要求并行不悖的一系列深层的电影艺术观念变革和形式创新。路学长的《长大成人》，没有让成长的过程湮没于对成长体验的个体化感受，以其真诚、可信和真实赢得了观众的认可，从而竖立起了“第六代”历史上的票房丰碑，甚至被圈内人士誉为“第六代导演向第五代导演发起的最有威胁的一次挑战”。一个潜在的趋势是，对于曾经陷入自恋泥淖不可自拔的“第六代”来说，市场运作和票房业绩也开始成为检验影片质量的至上标准，成为了将导演手中的原始股激活为积优股的“灵丹妙药”。管虎在拍摄《浪漫街头》时，曾有过这样的自我反省：“刚毕业的那几年，觉得好东西是阳春白雪、少数人喜欢的东西，比较个性化的。现在全变了，应该是大多数人喜欢的东西才称得上是好东西。”在我们看来，这种自省无非是对一个最基本的事实的体认，那就是——电影，不仅仅是拍给自己看的，更不是仅仅拍给国际电影节评委看的；它最终的接受者是观众，也只能是观众。尤为难得的是，作为当年电影形式革命的“新生代”主将之一，管虎不仅具备了真诚的自省意识，更有着将反省付诸实践并进行到底的勇气——2002年，我们不无欣喜地看到了他转型后的成熟之作《西施眼》。近年来，与此类似的转型在“第六代”导演那里已经成为了具有普遍意义的现象，张元的《回家过年》、《我爱你》、《绿茶》，张扬的《爱情麻辣烫》、《洗澡》、《昨天》，路学长的《卡拉是条狗》等也堪称较为成功的“市场化”转型个案。当然，对于在歧途上走得太远的“第六代”来说，换取这种必要的成熟（也可以说是“世故”），其付出的代价也不可不谓惨重。自我蜕变毋庸置疑是艰难的，“第六代”依然任重而道远。

当然，“第六代”影片票房业绩的普遍低迷，不能简单地归咎于影片本身。市场炒作力度的欠缺、种种来自体制的限定、上映档期的安排、营销策略不当等客观处境，也直接削弱了“第六代”电影在观众心目中的影响力。这当然不成其为替“第六代”辩解的理由，对于这一批本不乏才情和理想的青年导演来说，只有找准市场定位、充分发掘“本土优势”、迎合观众的“期待视野”、摆脱“形式革命急先锋”的姿态——才能在商业/政治/艺术这种“一仆三主”的文化格局中寻找到制衡点和突破点，才能将“电影的生存”演化为“生存着的电影”，才能逃离票房惨淡的茫茫苦海，从而续写中国电影21世纪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