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学出版社欲再版巴金《随想录》,昨日三两旧友在寒舍聚会,该书责编侯群雄君托我手书腰封上的联语。心头一震,此事岂能怠慢?即刻掐灭烟头,罢了闲聊,展纸研墨,用工楷书成上联。联语是出版社事先拟好了的,而我以为,“悠悠五卷书”的“书”似可换成“情”,音韵上更入耳,意蕴也显得更丰厚一些。
去年秋天,给大四辅修班同学讲授《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读》时,巴老离世。我耗了整整一个白天,苦心孤诣制作了我的PPT处女作,然后和学生们一起用九十分钟时间来追思这一部《随想录》。巴老曾和新华社的记者谈起:他一生没写什么东西,只有这么一部《随想录》。《随想录》在思想史上的价值,当然远远超越了他的早年经典。穿透近五十年的喑哑之后,他以自己的年迈之躯,再一次对历史和时代发出了弥满激情和力量的叩问——这是触及了人性和灵魂根柢的叩问。
在今天看来,巴金晚年对惨痛历史的反思亦止步于无法超越的“历史”;对比《随想录》和巴老晚年竭力翻译的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我们更是不难看到两个民族在文化精神上的“先天性”差距。但还原到七八十年代之交的历史语境,《随想录》可以看作是左翼知识分子对历史进行反思的起点。而一位文化标高性人物痛定思痛的自我忏悔,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一个民族结束集体癫狂与躁动、步入理性时代的先声。正如朱学勤先生所说——
“对巴金最好的纪念,是拨开埋没《随想录》思想起点的鲜花、掌声,从《随想录》出发,把巴金的未尽之言说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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