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中国电影一个未来

当我们指尖轻敲键盘写下对“第六代”不恭敬的责难时，当我们对“第六代”“如今事事已惯，此心到处悠然”的故作洒脱嗤之以鼻时，其实在我们内心深处，更多的是用手指轻轻划下一道弧线，默默许诺——给“第六代”一个希冀，许“第六代”和中国电影一个未来。

作为一个处于“正在进行时”的群体，如果要在遍布荆棘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更长，“第六代”的首要任务：应该是更深切地领悟之所以为“第六代”中国电影人的那一份责任与使命，跳出“小我”的束缚，勇敢地面向市场，并将对电影艺术的执着与“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进行到底，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将困顿中的中国电影成功救赎。其次，“第六代”们有必要夯实浮华的青春，剔除浮华背后的盲目、躁动、喧嚣。激情当然不可或缺，但对他们来说，更需要补充的是对“和平静默”、“天人合一”中国传统美学境界的向往和追求。以沉稳不迫的长镜头取代应接不暇的摇摆晃动；以平实然而精到的固定机位的推、拉、摇、移取代光怪陆离的影像拼贴；以对生活厚重的理解和更加敏锐的视角去填充拘泥于所谓“极至状态下的人道主义”的意义真空。此外，还要具备“将彼俘来，为我所用”的兼容并包的情怀。这也可以说是一种策略。中国电影的“可持续发展”，固然少不了对西方先进电影理念、电影技巧的“移植”，但对中国传统文化观、中国电影美学的继承更不能偏废。在这个“越来越难以判定是安东尼奥尼的电影还是成龙的《红番区》更接近电影的本质”的时代，在即使是阿伦·雷乃的《广岛之恋》这样的经典在中国也未必有多少观众的疑惑中，面向传统纵深的开拓也许是一个值得尝试的方向。

正如张元所说，“我们这一代不应该是垮掉的一代，这一代应该在寻找中站立起来，真正完善自己。”带着这样的希冀，我们期待着：在某一个并不遥远的将来，会看到诞生于“第六代”之手的将市场的躯壳和艺术的骨肉、先锋的外表和厚实的内核相融合的电影作品。正如伯格曼在黑暗中寻找一线光明，而正是这一线光明使他的作品贯注着令人敬畏的真实；我们愿意也应该对“第六代”的未来心怀光明和希望，只因为这希望对于中国电影人而言，是一种难能可贵的鼓励、信任与期许，这希望对中国电影而言，更存在着无限的令人遐想联翩的可能。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贾樟柯《站台》中那一个堪称经典的细节。崔明亮和他的朋友们远远看到了奔驰而至的火车，于是高声欢呼着激动万分地向列车跑去。然而，当他们终于站立到铁轨上时，列车只留给了他们一个苍凉的匆匆远去的背影。挣扎在历史漩流中的“第六代”，不应该仅仅成为一个被时代列车转瞬间抛弃的“站台”，他们有理由让自己的激情和欢呼更持久，让自己纯洁的理想向更广袤的时空延伸。我们期盼着经历了阵痛的“第六代”，也期盼着风雨兼程的中国电影，在黑夜与光明的交媾部不顾撕裂苦痛地忘情奔跑，并在时代的推进中疾驰而去。